互联网企业之后会是谁

　　公益基金顺势

　　商业基金、商业企业开始做公益项目，而公益基金只需顺势而为。

　　“政府对社会创新、公益创投、社会企业明确了它公益的属性，这里面肯定少不了公益领袖的声音。” “育公益创投”联合创始人张红岩说。

　　公益基金作为投资者，与商业基金相比，更强调陪伴社会企业家实现社会价值，解决社会问题，而投资收益并不是硬性指标。据张红岩介绍，成功度过三四个月培训周期的创业者，将得到“育公益创投”三四百万的投资，而该基金用合伙制企业的方式完成孵化和投资，这样商业和公益共同结合的手段，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总共投了5家社会企业，超过1亿元的规模，包括2家小额信贷的公司，1家针对流动人口子女高质量早教的项目，以及有机农业，共四大类业务。增爱公益基金会从2010年开始每年评选全国优秀社会企业，每个企业资助20万元，持续3年，基金会的资金除了捐赠人指定受捐者之外，其他自由资金全部用于支持社会企业发展。

　　LGT集团是欧洲最大的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旗下的LGT公益创投基金中国区负责人丁靖怡告诉记者，基金内部有严格的评估系统，最主要的五大指标之首，就是运营模式能否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对于社会影响力投资目标，则有详细指标，包括帮助了多少人，提升了多少收入，他的自信心、尊严提升了多少，“社会影响力并非仅仅指知名度。当然，能承担推动一个领域创新的机构，也基本是该领域数一数二的。”

　　甚至一些公益基金投资人，为了长期培养社会企业家，允许其将投资资金用于个人教育、赡养父母等个人成长需求。

　　南都公益基金会有针对早期创业者的“银杏计划”，每年为创业者提供10万元，持续3年。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介绍，“这个钱非常灵活，去用于自己的生活费也可以，去学习也可以，有的人拿钱租了一个房子，这样他生活成本就降低了，有的是拿一部分钱带他父母旅游一趟，因为很多创业者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他非常苦闷，他通过旅游，家人理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这个对银杏伙伴的帮助很大。”

　　服务领域新生

　　社会企业的生存空间是由它能服务的对象直接决定的，从国外经验看，社会企业主要专注于养老、教育、医疗、环保、弱势群体等公共服务产产业。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与摩根大通银行联合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预测，2010年到2020年，全球在住宅、水资源、医疗卫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资金额将达到4000亿到1万亿美元，利润将达到1830亿到6670亿美元。“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上述预测是非常保守的。”徐永光的综合研究报告表示，“公共服务产业未来5年有二三十万亿的社会投资市场规模。”

　　公共服务产业拥有巨大规模空间，然而却长期融资困难。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原本主要由政府推动，市场融资较困难。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公益基金开始试水，“但是怎么搞，也是没经验，主要还是捐助等初级形式”。

　　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每年有1000多亿慈善捐款，有2000多亿存量慈善资金。在徐永光看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办非营利性机构，而囿于民办非营利性机构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社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

　　正因为如此，虽然明知有巨大市场空间，但公共服务领域仍令全球投资者慎之又慎。“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社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徐永光说，“这些领域，以民非的非营利体制寻求公益捐款投入，可能几十亿都筹不到；而民非+公司，吸引投资可能在数万亿计。”

　　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扶持的“屋里厢”，是一家给政府社区公共设施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是公私合营（PPP）模式的典型案例。2015年，他们在长三角地区托管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面积达3万多平米，营业收入3200多万。他们正考虑引进社会投资，以“民非+公司”的模式把服务规模做大，以适应政府巨大的需求。

　　社会企业壁垒

　　当前，中国政府正提倡万众创新，只是创新动力从何而来？明茨伯格在新著《社会再平衡》中强调，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政府（公权）、市场（私权）和社会（共权）齐头并进的发展，应该让社会组织成为教育、医疗、慈善等行业的主导治理形式和服务提供的主体。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侯伊莎说，“社会企业为这些主体创新提供了新的载体”。

　　在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企业的创新，已经超过了商业中小企业，成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力量之一。UnLtd UK 是英国专注扶持早期创业者的联盟，其CEO向记者表示，“以过去一年是否开发新产品或服务作为创新的指标，英国只有43%的中小商业企业在过去一年开发新产品或服务，而社会企业则有56%达到，而新产品和服务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指标。在利润增长方面，过去一年有38%的社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而中小商业企业的比例只有29%。”

　　然而社会企业在中国遭遇的首要困难是文化壁垒。商业与公益能否真正合作，公益与私利能否双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经济目标可称之为利，社会目标可称之为义，一般人认为利和义是对立的，两者很难融合。如果几年前有公益人站出来讨论与商业合作，很可能遭致非议，然而，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发现，这已经是历史大趋势。”年逾七旬的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是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元老，他仍然坚持亲自到一线调研。

　　“有学者形象地把由慈善到商业的融合比喻为一个光谱，一段是纯慈善，另外一段是纯商业。光谱的两端在向中间靠拢，相互融合，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就是这种融合的新形态，也或者是新的工业形态，其中，偏向纯慈善的是社会经济，包括社会企业、社会投资等；偏向纯商业的是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投资等。”

　　朱小斌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研究者、推动者之一，他多年前就辞去上海财经大学教职，成立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中国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朱小斌认为社会企业的本质是企业，他向记者反问：“政府每年拨巨款给科技创新企业，给予最优惠的政策扶持，既然科技创新得到政府、社会支持理所应当，那为什么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却不允许盈利？解决问题的人理应得到公平的回报。”

　　但中国尚无对社会企业的法规、行业规则，当公益与商业融合，如何保证社会企业不是假借公益的旗号“公权私用”？在这一领域发展的初期，行业领袖制定的行业框架至关重要。

　　当记者向徐永光表达这一疑虑时，徐永光一字一顿地强调，“财务必须公开透明。不同于商业企业，社会企业可能接受公益捐赠。对社会企业的投资，也不能只是以利润率为标准，所有评判标准必须落实在被帮助对象身上，如何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

　　但当记者进一步问到作为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的他，是否在推动制定社会企业的法规时，徐永光立即摆摆手，“太急于立法会把它绑死。”

责编：许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