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广场舞大妈正名：她们是第一代孤独母亲

　　2015年1月，中国大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体育场跳广场舞，为国足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庆祝。

　　她们需要“被观看”

　　在这些大妈们看来，广场舞不仅益于身心健康，更是一件“性感”的事。美玲是舞团里的红人，她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深知女性“期待被看见”的心理。她经常会和舞友开玩笑，“你看某某男观众又来看你了”，舞友们听到这种话都非常受用。

　　“她们和年轻姑娘没什么不同，对异性、对展现女性美的渴望也没有减少，只不过已为人妻人母，她们要掩藏这种渴望，或者通过合乎社会期待的方式去疏导这样的欲望。”王芊霓认为，广场舞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期待和个人欲望的角力下最好的权衡。她发现，不少人是从跳交谊舞转向跳广场舞的，其中部分人就是为了规避成为“坏女人”的风险。王芊霓说：“有一位阿姨，本来是跳交谊舞的，但是她老公说交谊舞太容易跟人‘跳跑’了，最后无奈只能来跳广场舞。而参与这种公众舞蹈，她们可以免于被贴上危险的道德标签。”所以，大众才会看到她们穿着鲜艳的短裙，俏丽的高跟鞋，在广场上扭动着身体。“就像学者格尔茨描述的巴厘岛上的男人如何通过斗鸡展现他们的阳刚气质，中国的中老年女性也在通过广场舞展现着优美的女性气质，从而实现认同和愉悦感。”

　　对性别认同的渴望，为什么以这种集体而又充满仪式感的形式迸发呢？王芊霓认为，如今在广场上跳舞的女性，她们大多经历过中国“去性化”时代，在她们成长的日子里，女性被要求衣着要像男人一样宽松；而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对于女性的审美逐渐偏向柔美和性感，广告宣传中的女性形象不停刺激着她们也去追赶这种流行。历史的压抑与当今商业社会的推动最终促成了大妈们想要抓住流行的尾巴，在广场上展现自己的女性之美。

　　最令王芊霓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玉洁的领队跟她讲述的故事。玉洁做领舞5年了，她的队伍一般晚上7点准时在广场开跳。后来，她们的“粉丝”全都转去看别的表演，舞队就解散了，因为“没人看咱跳了”。“女性经常希望通过他人，不论是异性或是同性的关注和认可来确认自己的美。”王芊霓说，“这一点是全世界女性都追求，比如英国，有很多老年人钟情于摩登舞蹈，这与社会对老年人的行为期待也有差异，却没有遭致污名。而在中国，大妈们却成了大众调侃和取笑的对象。这真的提醒了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社会的包容性。”

　　当下这个消费时代，刺激着中老年女性追求性感的渴望，却又试图抑制或者剥夺她们追求性感的权利。这正是王芊霓对现状的概括。

　　她们在个性化和自我追求上更加勇敢

　　王芊霓是个时髦的“85后”女孩：栗色的头发，刘海梳得整齐服帖，化着淡淡的妆，走在香港街头很容易得到 “靓女”的称赞。她的同学描述她是个春风一样的女孩，说到感兴趣的话题会手舞足蹈。然而，在面对记者时，王芊霓却表现得相当防备，总是在完全组织好语言后，才滴水不漏地给出答案。她把这种防备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自己曾做过两年记者，熟知媒体圈一些“低素质”的行为；二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研究对象的隐私。

　　这个如此谨慎的人说到大妈与广场舞时，却总是会忍不住激动起来。最近王芊霓收到一些反馈，认为她是从一个辩护者的角度替大妈发声，并不符合一个研究者应该有的“局外人”的身份。面对这种质疑，王芊霓说：“我的导师关宜馨对我说：‘对你的研究者充满同情没有错。’几乎所有的人类学研究都有着‘为弱者发声’的色彩。而大妈们恰恰是不掌握话语权的弱者。”

　　在王芊霓心目中，这群大妈是最具包容心的人，“她们很欢迎年轻人加入，她们也知道有些人会对她们指指点点。但她们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变得消极。”王芊霓说，大妈们并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她们也会考虑到噪音问题、空间占用问题，比如挨家挨户去听音量大小从而保证住户的清净，或者是带着蓝牙耳机跳舞、去立交桥等嘈杂的地方跳舞。

　　对于大妈的国际形象，王芊霓认为是媒体渲染和大众有色目光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人看到大妈们在莫斯科红场和巴黎卢浮宫前跳舞的报道，说大妈丢了中国人的脸，这些评论者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事实上，不论是投资黄金还是跳广场舞，大妈们在个性化和自我追求上表现得比那些人更加勇敢，这也是为什么她们在外媒报道中，成为中国代表的原因之一。

　　王芊霓清楚记得，2014年5月她回访几位之前采访过的“大妈”，她们笑着问她：“你看我们像他们说的大妈吗？”“这看似一种无奈的接受，但也是一种微弱的反驳。”王芊霓对记者说。(记者 余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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