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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王芊霓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广场舞是一种“心灵按摩”
2013年初，成都的夜晚还带着些许冷意。王芊霓旅行经过这座城市，被当地的美国朋友拉去了一块神秘的空地，“夜幕中，大概七八十个人围成一个圆圈，几乎占满了那块空地，大家边绕圈边跳舞。”这位美国朋友对这种群体活动很有兴趣，还带着一点羡慕，“因为在美国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当时王芊霓正在为硕士论文的开题烦恼，出于人类学研究的敏感，她感觉这也许是个不错的题目，“如果广场舞真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那么催生这种特色的中国独有的社会现实是什么？”
王芊霓选择的是河南省的一个非省会城市，“城市中等但变化很快，原住民会为了学习和工作去大城市，同时也会有外来移民来这个城市定居，新区的建设也形成了新的邻里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很有代表性。”2013年6月，她顺利进了一支广场舞蹈队，“因为学过8年舞蹈，所以不少阿姨都愿意和我跳。”
真正让王芊霓感受到广场舞“厉害”的，是一次不小的尴尬。一次，有位领队请她帮忙排队形。“有个阿姨个子很高，在队伍中会显得有些突兀，我就把她的位置调整了一下。她当时非常生气，直接离开了现场。”后来，王芊霓专程买了水果，登门向这位阿姨道歉。交谈中，王芊霓体会到，广场舞在这些阿姨的心目中绝不是锻炼身体那么简单，“中老年，尤其是退休后的女性对舞蹈团体非常依赖，因为广场舞为她们塑造了一种社交氛围。”而轻易改变她们在舞队里的位置，就很有可能让她们觉得侵犯了她们的社交地位。
王芊霓用“第一代孤独母亲”来解释这种社交依赖。在她调查的6支广场舞队伍中，三六九等的人都有，有银行职员、公务员、老师这样的上班族，也有打零工者、家庭主妇等，但她们几乎都面临着家庭、社会剧烈变迁所带来的孤独感。“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大多只有一个孩子，在她们刚刚步入中年时，就要开始面临独自一人在家的情况，丈夫为了更高的收入外出工作，孩子为了更好的教育外出读书。现有家庭关系中这些变化造成的孤独，都促成她们对一种替代型社会关系的诉求。”王芊霓说，“加入广场舞队，弥补了她们长期空缺的社交关系。”60岁的吴雨花是一家无线电厂的退休工人，丈夫常年在广东打工。在跳广场舞以前，她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总觉得自己家庭、性格不如别人。但是在跳了一年广场舞后，她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乐观了，和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更和谐了。“她通过舞蹈队重塑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也就改善了她的社会关系。”
王芊霓在调查中还发现，大妈们在广场舞团队不仅找到了归属感，更找到了一种向上的力量，“一个叫蓝色海岸的舞蹈队，有这么一条不成文规定，她们绝不讨论家长里短，只讨论如何使家庭和谐的秘籍。”
在相处过程中，王芊霓也参与到了她们广场舞以外的生活：一起去河边玩，唱KTV，吃大排档，甚至还被拉入了两个广场舞的QQ群，“它甚至比广场上的那个‘江湖’还要精彩。”在那里，舞友们会对着家里的摄像头跳舞，而群里的其他几百个人就会同步欣赏和点评。
不论是线上和线下，广场舞都像是“群体的独舞”，她们做着整齐标准的动作，形成最有纪律的组织，排解的却是最个人、最私密的孤独。“广场舞是一种疗愈孤独的方式，满足了她们对人际沟通和情感共鸣的强烈愿望，正如一种‘心灵按摩’。”王芊霓说。
责编：邢若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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