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翻译：我们为什么不够自信？

2015-04-28 09:02:05 环球人物杂志

　　1985年8月28日，张维为（左二）第一次给邓小平当翻译。

　　邓小平的“中国模式”

　　张维为说，那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考虑问题会先从整个战略大格局出发，近10年、20年会不会爆发战争，脑子里一直绷着这根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爱用军事词汇。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杀出一条血路”。

　　不管是当翻译还是后来做学问，邓小平对张维为都有着重要影响。他的记忆里有两个第一次：1984年，国庆大阅兵，他在观礼台为外宾做翻译时，第一次远远望到了阅兵车上邓小平的身影；1985年8月28日，他第一次给邓小平当翻译。这次见面的细节，他都记了下来，后来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他写道：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没有架子的长者。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翻译室有个传统，大家会对领导人谈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和难点进行讨论。张维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邓小平讲的“中国模式”，是译成“the China model”还是“the Chinese model”，最后的共识是“the China model”更好些。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邓小平当时讲中国模式，意思很直白，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是对自己一套做法和思路的总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他经常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连在一起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外交部期间，张维为去了近30个国家。他发现，实际看到的情景和以前间接了解到的并不完全一样。他打了个比方，“一对男女谈朋友，通3年信也不如见一次面管用。邓小平说得更形象，听过枪声的兵和没听过枪声的兵就是不一样。”

　　1988年，张维为被选中到联合国做译员。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角色。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考入日内瓦大学深造，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邓小平的思想，最后这篇论文成了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

　　此后20多年，他教书、做研究，把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模式，分析中国的成就、问题和未来中。在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后，张维为把对中国模式的思考写了下来，出版了《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思考中国三部曲”。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还被西方那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中国震撼、中国超越，这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最好缅怀。”

　　我们为什么不自信

　　《环球人物》：您说自己是用脚底板做学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张维为：我去过100多个国家。当你有一定人生阅历和学问功底之后，去一个地方看一看，比不看要好得多。这种经历能给你自信。你可以看一看2011年我跟福山先生（美国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的辩论。当年3月埃及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当时，福山说中国也可能爆发类似的革命，我说不会。我为什么对自己的观点这么自信？因为我去过开罗4次，20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失业，能不造反吗？

　　《环球人物》：您说的5年和40年是用什么来衡量的？

　　张维为：这是比较直接的感觉。我觉得定量分析，有时反而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收集的数据不一定完整可靠。

　　但有些是最基本的，比方你坐出租车从机场到市区，看看车上有没有定价器，司机用不用，有没有敲诈行为。再从车上往外看，看这个国家的硬件设施，人的精神面貌。我去过苏联时期的爱沙尼亚，就没见到一点笑容。然后，你再去看看市场、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交通，还有治安状况。

　　《环球人物》：会参考哪些指标吗？

　　张维为：如果研究指标，最简单的就是看老百姓对政府满意不满意，对未来乐观还是悲观？我现在主要看3个民调：一个是美国皮尤中心的，它每年都在中国十几个省做；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台湾大学做的Asia Barometer的民调；还有是中国零点公司做的民调。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前途最乐观的、自信的。

　　我们不乐观、不自信的是哪些人？主要是一些媒体人和一些知识界的人。

　　《环球人物》：为什么这两类人最不自信？

　　张维为：过去10来年，西方话语对中国学界和媒体影响过大。另外，网络发展起来了，可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政府一些部门的自信和担当不够，也不怎么会发声，结果网上的舆论总是在否定中国的制度和成绩。我举个例子，2011年的动车事故，政府说什么都没人信，而当时的媒体几乎全面唱衰中国高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另外，西方的知识界、学术界，虽然会骂政府、骂总统，但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对制度是基本认同的。而我们很多媒体人和学者，心里还不认同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出什么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我是非常看好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最多再有10年，我们许多方面会明显超过美国。就拿百姓的财富来说，我们3亿人的发达板块已经比美国的中位水平高了，但很多人不敢相信，这是有根据的。上海多数出租车司机的财富都超过50%的美国人。

　　《环球人物》：可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并没有经济数据那么漂亮？

　　张维为：关于幸福感的问题，没有一个很权威的指标来衡量。我演讲的视频里，随机采访了上海的大妈和农民工，他们都说很幸福。另外幸福感也是相对的。美国中产阶级，过去20年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退休金跟10年前几乎一样，1200美金，1200美金在美国是没法生活的，而且退休要到67岁。而中国一直在进步，我看到的比较可靠的民调都表明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不低。

　　《环球人物》：您很喜欢用上海做样本，而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会不会也造成一种偏颇？

　　张维为：你讲的有些道理，但你是否注意到我是拿上海跟纽约比的。近3年我考察了四川、贵州、云南不少贫困县。四川贫困县的农民放到印度的话，大概多数都可以算中产阶级。因为中国进行过土地改革，农民有地有房子，解决了基本的吃穿问题，虽然现金没多少，但你得看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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