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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论帽子的矛盾而有趣的态度，大概不外乎两个心态：
一是好玩。既然喜欢，就满足自己的喜欢，让自己开心；也希望别人开心，满足他探询的意愿，让探询者也觉得好玩：“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二是洞察。即，顾城在思考和交流的过程里，洞察了事物——表达——谈论的本质，使其对语言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
如果说，帽子即个性。一开始，顾城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可视为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他走进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的阻碍。戴与不戴、有选择的戴、无所顾忌的戴，帽子成为标签，以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主选择和自由存在的状态。
顾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诗歌，“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1992年5月13日纽约。见“演讲答问卷”《看见睡莲之后》第二辑）
1993年10月7日顾城自挂树上的前一天，在他《写给儿子》的第十一节，顾城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明了顾城的帽子的各样道理，再看到这样一种惶恐和忏悔，难免有一种悲凉之意。
本版稿件
综合《华西都市报》《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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