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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人芒克的说法，他认为是牛仔裤腿制的。
顾城的帽子并不是裤腿做的，是他用同样的布料做的。当然你愿意这么说就说吧。
针对诗人芒克的说法，顾城的姐姐顾乡给他写过一封公开信，进行反驳。1990年9月，顾乡在顾城帮助下移居新西兰，随后也在激流岛安家，她见证了弟弟的成长，也见证了弟弟最后的死亡。她承受巨痛写下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是了解顾城海外生活的基本读物。
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答者，还是顾城的妻子谢烨。她在《游戏——我和顾城》这篇文章里，回顾俩人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描写了许多充满快乐情趣的细节和场景。关于帽子，她这样写到：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我吃了一惊，倒挺好看，脱口叫了声：“可汗！”
“你老是‘少数民族’，你当可汗吧。”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走来走去。
他不再孤独，他有了两个名字。
事实上，顾城出国之前、结婚之前，就给自己做过直筒筒的高帽子。有顾城自己的话作证：“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顾城之于帽子的喜爱有照片为证。
叁
帽子的意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猜测？
读者或朋友因顾城的帽子产生的各样揣测，是有依据的，它们首先来自顾城自己花样翻新的说法。
概括起来，是这样一些：城墙，或者是北京被拆除的城墙；家，房子；城堡；烟囱，拔火筒；天线；大炮；花盆；裤腿儿；钱袋子——因为没封顶，可以直接往里扔钱的。这里，有形状上的近似，有情感上的附着——不是附会哈，如安全、家、海外的牵挂，还有纯属玩笑的笑谈。
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故意迎合，拿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理由”，让听众“误入歧途”；一方面自我消解，发一些牢骚：“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我的妻子建议我去报上一个专利，再去时装展览转上一趟，也许卖诗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卖。”“不过是个说法吧，不必当真。”“找点儿乐子吧”。
给一个简单的帽子，赋予这么复杂的“答案”，顾城是什么意思？帽子之于顾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这个理由很简单，好像也很充分。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充分的理由：喜欢。
在不同年龄、不同场合，顾城喜欢戴各种样式的帽子，直筒的，带帽沿的，花哨的，素净的，甚至军帽。顾城的影集里，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外，他戴帽子的时候似乎比不戴帽子要多：一个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又到山东农村生活数年，且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崇拜军人的时代里，帽子可以御寒，还仿佛一种向往和希望。这种体验，即如今天许多孩子喜欢戴一顶旅行帽、棒球帽之类。
甚至，对于他戴直筒帽的缘由，也不妨大胆猜想：灵感未必来自历史上苏东坡的“子瞻样”，恐怕来自“文革”：给批斗对象戴的纸筒高帽子。大人们热火朝天在革“反革命”的命，小孩们捡一捡样，也玩一玩斗争游戏，给伙伴或自己头上来一顶高帽子。
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
这得意，让他找到一种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方式，招摇、惹人注目的方式。
当他出国时，“因为我猜想西方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几亿人就会有几亿种帽子，我的帽子应该并不稀奇。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选择的事，就是做了这顶帽子，并且戴到了脑袋上。”然而让他惊奇，在欧美，他的直筒帽子也让人好奇，这顶帽子，实际成为他有意无意展示个性和自由的标志。
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
一顶帽子，给他一种安全感，一种自由感，这是一种诗意、诗性的理解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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