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习近平点名的梁晓声，笔下知青什么样？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我八岁上学，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十七八岁，下乡的时候虚岁十九了。我原以为，对于“文革”我的同代人跟我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是在“文革”期间开始反思，至少在林彪事件时就开始反思了，后来发现不然。

在下乡之前，我就和我的班主任老师孙桂珍在她家里面讨论过，这场运动是公正的吗？是人道的吗？我的老师和我差不了几岁，教我们的时候只有24岁，我曾经是她非常关心的一个学生。她是那个年代，唯一能和我讨论这些问题的人。

我之所以有这些认识，是因为我早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已经把我家旁边的小人书铺里所有书都读过了。上初中，我就开始读一些名著，包括中国的古典名著、革命文学，再后来就开始读西方文学。读完我们的，再进入西方文学，雨果、托尔斯泰等，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他们把人道主义摆的位置极高，我一下子被洗脑了。下乡之前，我已经开始读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我之所以能在“文革”期间看到这些书，还是要感谢那个收废品的邻居，常常收回来一堆堆旧书。现在想想，如果没有下乡插队的机会，我可能会在那场运动中走向反面。

插队之后，有收入了，心里相对安定一些。而且我当时就觉得，这场运动不会持久。我读过一段话，印象特别深。雨果在《九三年》中写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看过《战争与和平》之后，我觉得这些作品中的描写与我所处的这场运动是截然相反的。我们这里说的都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更容易接受那些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而不是这场运动所宣扬的。

1973年初，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回到我们一师一团。我是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兵团业余文学创作员。回到团部刚几天，政治部主任带我到木材加工厂“蹲点”，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木材加工厂是团后勤处直属连队，离团机关区只有五六分钟的路。

木材加工厂有一个鹤岗知青，抬大木时摔断了腿，被送到师部医院住院。腿好后，他想探一次家，领导没批准，私自回了鹤岗。他母亲给连队领导写了封信，其中一些话带有质问的语气。这封信使领队领导极其愤怒，鹤岗知青回到连队当天，团支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讨论对他的处分。“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连队领导已找过团员骨干谈话，处分已在他回连队之前就确定了——开除团籍。

我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基层连队的团组织特殊会议。那鹤岗知青痛哭流涕、低头认错，团支部书记宣布给予他的处分，连长指导员谈过话的团员骨干同时举手，其他团员还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忍耐不住了。当我对什么事情不赞同的时候，我的言词往往尖酸刻薄。我说：连队干部的这种做法，应该被列为破坏团组织原则的做法，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对每个团员意志施加的压力，更不利于一个基层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这件事使政治部主任对我没有半点好印象。不久，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政治部所属干部、组织、宣传三个股精简的结果是二十二分之一。我是一。

我那时年少气盛。一种对政治部主任，对木材加工厂连队和指导员的挑战情绪，促使我要求去木材加工厂。我永远感激当年木材加工厂抬木班的知青伙伴们。他们认为我是被“贬”到木材加工厂的，他们觉得有义务爱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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