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腐败成官商勾结潜规则 在任时大搞权力寻租

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席卷全国的反腐风暴，从身居高位的前政治局常委到名不见经传的村官小吏，各类“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反腐成果显著。不过也应看到，大小官员落马所暴露的部分地区政治生态污浊成腐败催化剂以及腐败方式隐蔽化、期权化等问题不容忽视。在这背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和交易制度仍存缺陷，失控权力频频将触角伸向市场并沦为“可变现的权力”，从而大幅提升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给深化改革带来极大阻力。《经济参考报》将从今日起推出“反腐启示录”系列报道，从贪腐之殇、生态之忧、制度之弊和透明之道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反腐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难点，探讨破解之策。

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我国反腐工作浓墨重彩的一年。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大老虎”的落马，将反腐工作推向了新高度。同时，“猎狐”行动让贪官插翅难飞，截至目前，已先后从60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428名。

当反腐成为“新常态”，官员贪腐手段开始花样翻新日趋隐蔽。作为腐败病毒的新变种，期权腐败正逐渐成为官员和行贿者之间默契的“潜规则”。这种做法违法风险低、安全系数高，未来可能会成为越来越多官员使用的腐败“隐身术”。

“运气不好才被查到”

“平时办事不收钱，只在两节期间收。不收正在服务对象的大额资金，若干年后再接受回报。”这是中部某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王某给自己定的“原则”。据他交代，自己收受的所有大额钱款都是在若干年前给他们帮过忙的企业，这样做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

像王某这样在任时大搞权力寻租却不急于捞取好处，寄希望于权力寻租“零存整取”实现腐败期权化的官员不在少数。

湖北随州市政协原主席樊建国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监狱见到他时，他仍然觉得自己是“运气不好”才被查到的。他的受贿犯罪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便利给部分铁矿、装修、汽车销售、纺织、农业公司充当“保护伞”，为企业违规办理行业证件，操纵招标、人事调动、企业改制重组等。

樊建国说，自己受贿中最大一笔超过400万元是来自与他有20多年交情的企业老板。“我给这个老板帮了很多忙，他要感谢我时我跟他说，现在不缺钱，等我退休后你再给我花点、玩点。后来，他就把一张340万元的信用卡给了我。”

早在2008年，皖北某市原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巩某就因年龄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可是快退休的他却因十年前放长线钓大鱼式的“期权”腐败而锒铛入狱。原来，早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他，在1995年至1997年间，参与国有企业市自来水公司改制时，利用职权帮助企业负责人违规制定和审批了化国有控股为私人控制的改制方案，致使国有资产损失400余万元。

巩某说，2008年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便开始积极寻求“期权”变现得利益。2009年，他找到当时帮助其改制成功的企业负责人，要求购买其子公司的一处三百余平方米的商品房，并明确说：“你们公司以前扩股时我给你们帮过忙，现在买你的房子，你也得给我帮帮忙，不能多收我钱。”随后，这家公司负责人为了答谢巩某便将原销售价为238万元的别墅以15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他，使其变相违法所得数十万元。

据了解，与过去官员“一事一收贿”的腐败方式不同，在反腐力度加大的情况下，官员们从开始贪腐时就有了较强的“反侦察”意识，想尽办法规避党纪国法。这些期权变现有的是在官员退休后，以经商的名义来“洗钱”，通过办企业，将在职时约定的贿赂“洗白”，使之看起来合法化；有的则是在职时进行“权力投资”，等到退休或离职后，就来到自己曾为之谋利的企业，坐上之前约定好的交椅，拿取原来预约的“报酬”；还有的是利用剩余的政治资源，动用自己熟悉的行政关系网，为企业谋取利益，自己则放心地笑纳在职时不敢拿的贿赂款。

(责编：赵雪晨、乔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