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辉（资料图）

人物周刊：驻华大使这一角色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个人，也取决于中美关系及中国政治发展、改革的大气候，您觉得中美关系现状该如何定义？我们到了哪一步？

骆家辉：我认为两国关系很牢固。如果和41年前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相比，和三十余年前卡特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相比，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更加紧密结合，更加复杂。你知道，当兄弟姐妹只有五六岁时，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当他们长到35岁或者40岁，他们的关系会更加牢固，但也会更加复杂。公司之间也是如此。

我认为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特别是在两国元首几周前在加州会晤以后。这不仅仅是一个小时的会见，而是超过两天的接触。他们还有一个私下的散步交谈。因为这些会面，我想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牢固的工作与私人关系，这会帮助那些制定政策的高官，让他们保持这种关系。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共识，有伙伴关系，有良好的对话，我们在一些领域意见不同，这很正常，美国和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会有不同意见，这都很正常。我们需要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最小化分歧，并处理好我们的差异。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改革到了哪个阶段？

骆家辉：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的繁荣，你也能看到它面临的各种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而贫富分化则在加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些，他们知道需要改变。我想关键在于继续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需要继续依赖出口，而中国领导人希望扩大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以平衡经济。要做到这种转变，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中国民众使用更多的金融服务产品，美国的公司正可以在这一点上帮助中国，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比如养老计划、保险、信用产品和投资机会。中国人不必都把钱存在银行里，或者藏在地毯下以防万一。如果中国人更敢花钱，那么内需的增加会为中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都不对外资开放，或者有诸多限制，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外国公司控股不能超过49%，这很难吸引到欧美的投资，如果中国继续开放，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人物周刊：2012年1月，你回国述职时曾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批评中国自2008年以后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倒退，说中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你当时为何这么直率？

骆家辉：美国官员通常都非常直率，但是……我这么说吧，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因为美国事实上就是在表达自由、宗教自由、鼓励争论这些价值基础上建国的，这些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我们也相信，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注中国是否能够容忍不同见解、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而且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所以我们呼吁中国遵守自己宪法里的承诺，承认意见、宗教、种族、文化的多元性，这有助于中国继续融入现代世界。

人物周刊：为何选择那个时间批评中国？

骆家辉：我没有有意选择哪个时间，我是在那时被问起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回答了。

人物周刊：有一家电视台的评论员说，这可能是你外交经验的不足导致的失误。

骆家辉：不是。从总统到国务卿，美国官员都表达过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我们每年都和中国展开人权对话，所以（这种关切）并不是新鲜事，这是我们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

人物周刊：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有些人总是把中国少数人的观点当作主流意见，难道我们应该把占领华尔街的人的观点当成美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吗？

骆家辉：我们从未说过这些观点代表全中国人民，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立场。但重要的是，认识到观点和意见的多元性。也许这些意见不为社会其他人接受，也许我们不同意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但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且有机会表达——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许多年以前，有一小部分人呼吁关注环境问题，但当时美国社会大多数人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可是现在，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也是如此，四五十年前，他们在美国遭受许多歧视。一小部分人说这样不对，但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个问题。那一小部分人持续不断呼吁、抗议，最终让其他美国人意识到，歧视是不对的。在抗议越战期间，许多美国人倡导公民不服从，甚至鼓吹暴力，但即便我们声明暴力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允许他们请律师，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也不会去惩罚那些律师。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说法，作为大使，更应该做的是协调工作，公开批评所在国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骆家辉：任何外交官，包括我，作为大使，代表的是我国政府的观点。我代表和传达的是美国政府的观点与价值。同样，中国驻美大使代表的是中国政府的观点，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虽在北京，代表的却是美国政府。我也没有（因为批评）遇到过任何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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