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6月23日讯 6月《读者文摘》杂志发表题为《改变我一生的陌生人》的文章

全文摘编如下：

　在穿过蒙大拿州巡回演出时，乔妮·罗杰斯遇见了她心仪的男人，她究竟会不会再次遇见这个男人呢？

　在1983年，我跟着一个小型剧团在社区中心、酒吧之类的地方表演，让我们能够挣25美元外加足够给我们的摇摇欲坠的黄色公交车加油到达下一个小镇的钱。

　当我们在二月初穿过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市时，因为一场大雪而延迟了行程。收音机的断断续续地警告我们，小心路面上的黑冰，以及能见度非常差的环境，所以我们选择去找正在蒙大拿州立大学创作《屋顶上的提琴手》的朋友。看了一场表演、逛了几家酒吧，在沙发上睡觉：这种方式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民谣歌手来说，是很寻常的。

　在这场表演之后，祝福者和舞台工作人员在帷幕后方拥抱谢幕。我裹紧我的大衣，在大雪里一遍遍的哼唱“如果我是一位富人。”同时为日夜轮回伤感，思念着我的妹妹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场表演！

　一扇沉重的金属门缓缓打开，冷空气呼啸而来，叮当地关门声在两个人身后关闭，他们跺了跺脚上的雪。一个人穿着爱尔兰羊毛衣和绑腿，又高又大的外表活像一只熊，另一个人高高瘦瘦的穿着厚呢短大衣，像一个扫烟囱的人。

　“…但是我只是在说，看点严肃的戏剧会很不错的，”其中一个说，“契诃夫，易卜生，任何人都行，除了这种音乐喜剧的滑稽场面。”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怒气高涨的说。“不认为喜剧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人一定还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不是么？”

　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职业的喜剧演员’，而且发表过一个关于迂腐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演讲：《潘趣与朱迪》作为《我爱露西》中的人物原型的文化冲击。而《屋顶上的提琴手》同样在艺术史和口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刺耳的谩骂在空气中弥漫，气氛瞬间降至冰点。我目中无人的言论就像是“愣头青”一样，那个穿呢大衣的男人转了转眼睛，便走开了。

　这只“熊”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眼中带着轻松的笑容。之后，他用双手抱住我，在我耳边低语“我爱你”。

　我深深地、惊愕地喘了口气——脑中浮现冬天、爱尔兰羊毛、咖啡和新鲜烘焙的面包——之后，我战战兢兢半开玩笑的把他推开了。这行为就好像在说，“看，我有胡椒喷雾。”

　“好吧，”他用洪亮的男中音笑道“出去散散步吧，相信这对我们都好。”

　我摇了摇我的脑袋。警觉和怀疑的斗争在蔓延，不稳定的灼热徘徊在锁骨后方。“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冰冷的黑夜里散步可一点也不好。”我说，我瞥了一眼那个穿戴整齐的靴子，“你要去玩玩越野滑雪吗？”

　“骑我的车，”他说，然后，他迫不及待的推开沉重的门。我把胡椒喷雾从钱包放到了大衣口袋里，顺从了自己的心声，和他一起来到了寒冷但明亮的繁星下。

　“你在读什么书？”我问道，这个问题经常用来展开一个话题。我有个乐于与别人交谈的好习惯，一个理发师会花钱雇我在主人和小孩去公园时给他们的屋子擦地。有一天，我会问坐在身旁边的人同样的问题，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星巴克里，大家都喜欢同我聊天。年复一年，“你在读什么书？”这个问题，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多喜欢的书和人。

　那只“熊”回答得很好，“《莎士比亚》，你读过吗？”

“没有，但是我喜欢詹姆斯·米切纳，”我说，“当我12岁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夏威夷，而且发誓如果我将来有个女儿的话，就以女英雄杰露莎的名字为她起名。”

“对12岁的孩子来说，那可是本大书。”

“我们没有电视，而且我是一个书呆子。”

“文学是悲哀的土里土气的人的最后的避难所。”

“这也用来形容穿着滑雪长筒靴骑自行车的人。”

于是谈话很自然地从书和戏剧转到政治和我们的个人情况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