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把她的油箱加满”

1975年夏天，我刚从南加州毕业，拥有一辆作为毕业礼物的1968年产的福特卡普里轿车（capri）。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洛杉矶。有一个星期天，我去位于南拉古纳的叔叔家做客，晚上出来的时候汽车油箱里的油已经不多了，而我身上也没有现金，但当时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成年人，我没把这些情况告诉叔叔。

我直接把车开上了太平洋海岸公路，凭着指南针辨清方向，就往洛杉矶开去。开到半路车没油了，我把车拖进了一家加油站。那时还没有自助加油的服务，也没有信用卡和ATM。

我求加油站的工人给我行个方便，允许我用支票加油；或者让我在车上过一夜，第二天再带着油桶到镇上去。工人对我说，如果你在车上过夜，我就报警抓你。正说着，一辆旅行车停进来加油。旅行车的司机是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其貌不扬。他无意中听到了我对加油站工人的请求。在那个工人过去给他加油的时候，他指着我对工人说：“你先去把那位女士的汽车加满。”

“真的吗？”我惊喜地问。“谢谢，太谢谢你了。但不好意思，我只有两美元……我只想着回家了……”

“加满它，”旅行车司机再次对工人说。然后他又转身对我说：“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对另一个人伸出援手的。”

我一直在等这一天，在找这个倒霉的、需要我帮助的人，希望到时候我的帮助可以令她不用在路上过夜。同时，我也做好了打算，就算我遇不到她，我也会尝试其他行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知道当年帮我的那个好心的司机，会守护着我，让工人先给我把油加满。

作者：露西?费理斯（lucy ferriss，作家，最新作品是The Lost Daughter）

译者：李文慧

三、“你能做的其实更多”

当我还是一个见习牧师的时候，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中心实习。在那里，我第一次介入陌生人的生活，而且是在他们生命中最坏的时刻。

在那些黑漆漆的病房里，当一个病人快死的时候，我就会被叫去做临终祈祷和抚慰。对这些垂死之人来说，我完全是个陌生人。所以一开始当他们叫我去的时候，我很害怕，我把自己看做一个可悲的替代品，因为我觉得该给他们安慰的人应该是亲人或朋友。而我实在无力满足他们的需求，给不了什么帮助。

后来，在一次临终祈祷中，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甚至从此看待生命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那个病人因为肾衰竭而奄奄一息，等待肾移植是她唯一的活命希望。在这个国家，平均每天有18个人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死亡。我陪她等，为她祈祷，但是最后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说：“真希望我可以为你做更多。”

她说：“其实，你可以做的太多了。”

在她弥留之际，我对她承诺说，当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一定会申请成为一名活体肾脏捐献者。

多年以后，我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我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承诺了。我重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把我的一个肾脏捐献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你要把自己的肾脏捐给陌生人？”人们惊奇地问我。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给熟人捐肾是正常的，给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捐肾就不正常？

人们问我：“你对这个受捐者了解多少？”

我回答：“我知道如果没有这个肾脏，他就会死。”这也是我唯一需要知道的事情。

2010年11月5日，我的肾脏离开我，“定居”到了一个飞行员体内。我在医院住了不到24小时就出院了。术后的疼痛感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就跟我进行完剖腹产手术后的感觉一样。有时候想想，我的肾脏就是从那个日渐淡化的刀伤疤痕中，被取离了我的身体。这让我在快六十岁的时候，再次感受到了赐予别人生命的伟大。

好几个月之后，我遇到了那个我肾脏的受捐者。那是在加州典型的风和日丽的一天，他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可以去旅行了。尽管我们从来没有交换过照片，但在那个拥挤的餐厅，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彼此。他张开双臂，我走过去跟他拥抱。我们又哭又笑，互相诉说。这种感受我永生难忘，在生命的黑暗时刻给我力量。

这就是一个陌生人，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送给我的无价的礼物。

作者：杰奎琳?戈尔曼 （Jacqueline Gorman，作家，作品有The Seeing Glass）

译者：李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