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教授: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3】

孔子的“死”与“活”：韩国精神出路的纠结

就像传统中国一样，长久以来，“儒教”无疑是韩国的国教。韩国虽然没有经历过文化上的“革命”，从而保留了传统的种种文化特质，然而，随着韩国转入现代化社会以及其他宗教文化的冲突，它的“儒教”精神传统却也面临着困境。

尤其是在短短20年时间里，儒教在当代韩国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亚洲“四小龙”时期，儒教被作为促进东亚经济高速生长的文化动力受到了极力赞扬，广为宣扬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对儒教伦理经济学价值的直接肯定；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使得儒教在当代韩国正面临着被批判和被抛弃的现实命运。

1997年11月，韩国发生金融危机。其后，韩国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由于在根本上触动了韩国儒教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而遭到了坚决抵抗。但是执政的金大中政府没有被思想纷争所困扰，而是对导致危机的政府、银行、财阀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革。

金大中的经济改革使得韩国在短短两年里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重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它也使得注重个人价值的年轻一代在由改革所引起的文化冲突中，选择了诸如个人主义、法治、自由等西方文化价值观；而那些肩负养家糊口重任的中年一代则在最为现实的生存问题上，开始自觉或者被迫顺应经济改革的发展要求，抛弃传统儒教的价值观念。其后上台的卢武铉政府也在中青年一代的支持下，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彻底批判和抛弃儒教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决心。正是在现实经济改革的批判下，韩国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所抛弃，甚至连一向作为延续韩国儒教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圣地——成均馆大学儒学部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卢武铉政府的推动下，韩国不仅是在法律制度上的废除户主制，而且包括随之而来的与家庭、婚姻、财产等相关的整体的社会制度的法律改变。自朝鲜时代以来就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最终面临了衰落的命运。

维护儒教传统的韩国学者开始在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对批判儒教的思潮进行反驳，最典型的就是青州大学教授崔炳哲（音译）针对《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而出版的另一本哲学著作：《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他在该书的序文中，严厉批评《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的作者，认为韩国国内对儒教的批判是“只不过是为了宣扬以美国价值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是“新事大主义”，是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崔教授认为，西方的科学主义会导致对人类的生命的毁灭，而儒教则将人类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因此，二者的调和才是未来新千年的世界之路。

与此同时，曾任韩国财经学会会长的李弼佑教授，也出版了《儒教的政治经济学——积德富国论》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首先批判了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儒教的批判，明确表明了拥护儒教、相信儒教文化是21世纪所有韩国人应该追求的价值的观点。这代表了大部分接受儒教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因此，当代韩国批判与维护儒教价值的两种理论的交锋在经济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愈形激烈。

然而，儒教传统在现实中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当代韩国社会已经接受了抛弃传统儒教价值的文化命运，相反，这种现实的批判与法律层面上的废止，更加深了当代韩国多数知识分子的担心与深刻的文化忧虑。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始终认为儒教不仅是几百年来韩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也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因此，抛弃儒教传统就等于割断了本民族精神的命脉，“儒教乃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的观念，成为当代韩国批判与抛弃儒教传统思潮下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忧虑。

当代韩国著名历史学家郑玉子（音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无论是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论，还是近代韩国的“东道西器”论，提出的都是“关于开放·自我保存的均衡感和应该反省世界化的本质”问题，的确是看到了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儒教国家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文化课题。核心问题在于，在近代以来能够代表世界文明进步的西方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始终处于劣势的东亚儒教国家所处的文化困境：即在强大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试图寻找自我的文化生存空间的东亚儒教国家（日本除外），在文化与现实的对立中所处的痛苦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