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權腐敗成官商勾結潛規則 在任時大搞權力尋租

十八大以來，中國掀起席卷全國的反腐風暴，從身居高位的前政治局常委到名不見經傳的村官小吏，各類“老虎”“蒼蠅”紛紛落馬，反腐成果顯著。不過也應看到，大小官員落馬所暴露的部分地區政治生態污濁成腐敗催化劑以及腐敗方式隱蔽化、期權化等問題不容忽視。在這背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則和交易制度仍存缺陷，失控權力頻頻將觸角伸向市場並淪為“可變現的權力”，從而大幅提升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給深化改革帶來極大阻力。《經濟參考報》將從今日起推出“反腐啟示錄”系列報道，從貪腐之殤、生態之憂、制度之弊和透明之道等多個維度深入剖析反腐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和難點，探討破解之策。

即將過去的2014年，是我國反腐工作濃墨重彩的一年。周永康、徐才厚、蘇榮等“大老虎”的落馬，將反腐工作推向了新高度。同時，“獵狐”行動讓貪官插翅難飛，截至目前，已先后從60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外逃經濟犯罪人員428名。

當反腐成為“新常態”，官員貪腐手段開始花樣翻新日趨隱蔽。作為腐敗病毒的新變種，期權腐敗正逐漸成為官員和行賄者之間默契的“潛規則”。這種做法違法風險低、安全系數高，未來可能會成為越來越多官員使用的腐敗“隱身術”。

“運氣不好才被查到”

“平時辦事不收錢，隻在兩節期間收。不收正在服務對象的大額資金，若干年后再接受回報。”這是中部某地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原主任王某給自己定的“原則”。據他交代，自己收受的所有大額錢款都是在若干年前給他們幫過忙的企業，這樣做手段隱蔽不易被發現。

像王某這樣在任時大搞權力尋租卻不急於撈取好處，寄希望於權力尋租“零存整取”實現腐敗期權化的官員不在少數。

湖北隨州市政協原主席樊建國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經濟參考報》記者在監獄見到他時，他仍然覺得自己是“運氣不好”才被查到的。他的受賄犯罪行為主要是利用職務便利給部分鐵礦、裝修、汽車銷售、紡織、農業公司充當“保護傘”，為企業違規辦理行業証件，操縱招標、人事調動、企業改制重組等。

樊建國說，自己受賄中最大一筆超過400萬元是來自與他有20多年交情的企業老板。“我給這個老板幫了很多忙，他要感謝我時我跟他說，現在不缺錢，等我退休后你再給我花點、玩點。后來，他就把一張340萬元的信用卡給了我。”

早在2008年，皖北某市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鞏某就因年齡原因離開了領導崗位，可是快退休的他卻因十年前放長線釣大魚式的“期權”腐敗而鋃鐺入獄。原來，早年擔任體改委主任的他，在1995年至1997年間，參與國有企業市自來水公司改制時，利用職權幫助企業負責人違規制定和審批了化國有控股為私人控制的改制方案，致使國有資產損失400余萬元。

鞏某說，2008年離開領導崗位后，他便開始積極尋求“期權”變現得利益。2009年，他找到當時幫助其改制成功的企業負責人，要求購買其子公司的一處三百余平方米的商品房，並明確說：“你們公司以前擴股時我給你們幫過忙，現在買你的房子，你也得給我幫幫忙，不能多收我錢。”隨后，這家公司負責人為了答謝鞏某便將原銷售價為238萬元的別墅以158萬元的價格出售給了他，使其變相違法所得數十萬元。

據了解，與過去官員“一事一收賄”的腐敗方式不同，在反腐力度加大的情況下，官員們從開始貪腐時就有了較強的“反偵察”意識，想盡辦法規避黨紀國法。這些期權變現有的是在官員退休后，以經商的名義來“洗錢”，通過辦企業，將在職時約定的賄賂“洗白”，使之看起來合法化﹔有的則是在職時進行“權力投資”，等到退休或離職后，就來到自己曾為之謀利的企業，坐上之前約定好的交椅，拿取原來預約的“報酬”﹔還有的是利用剩余的政治資源，動用自己熟悉的行政關系網，為企業謀取利益，自己則放心地笑納在職時不敢拿的賄賂款。

(責編：趙雪晨、喬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