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6月23日訊 6月《讀者文摘》雜志發表題為《改變我一生的陌生人》的文章

全文摘編如下：

　在穿過蒙大拿州巡回演出時，喬妮·羅杰斯遇見了她心儀的男人，她究竟會不會再次遇見這個男人呢？

　在1983年，我跟著一個小型劇團在社區中心、酒吧之類的地方表演，讓我們能夠掙25美元外加足夠給我們的搖搖欲墜的黃色公交車加油到達下一個小鎮的錢。

　當我們在二月初穿過蒙大拿州的波茲曼市時，因為一場大雪而延遲了行程。收音機的斷斷續續地警告我們，小心路面上的黑冰，以及能見度非常差的環境，所以我們選擇去找正在蒙大拿州立大學創作《屋頂上的提琴手》的朋友。看了一場表演、逛了幾家酒吧，在沙發上睡覺：這種方式對於一個二十出頭的民謠歌手來說，是很尋常的。

　在這場表演之后，祝福者和舞台工作人員在帷幕后方擁抱謝幕。我裹緊我的大衣，在大雪裡一遍遍的哼唱“如果我是一位富人。”同時為日夜輪回傷感，思念著我的妹妹們。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場表演！

　一扇沉重的金屬門緩緩打開，冷空氣呼嘯而來，叮當地關門聲在兩個人身后關閉，他們跺了跺腳上的雪。一個人穿著愛爾蘭羊毛衣和綁腿，又高又大的外表活像一隻熊，另一個人高高瘦瘦的穿著厚呢短大衣，像一個掃煙囪的人。

　“…但是我只是在說，看點嚴肅的戲劇會很不錯的，”其中一個說，“契訶夫，易卜生，任何人都行，除了這種音樂喜劇的滑稽場面。”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我怒氣高漲的說。“不認為喜劇是一種藝術形式的人一定還沒有讀過莎士比亞，不是麼？”

　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職業的喜劇演員’，而且發表過一個關於迂腐的法國新古典主義的演講：《潘趣與朱迪》作為《我愛露西》中的人物原型的文化沖擊。而《屋頂上的提琴手》同樣在藝術史和口語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刺耳的謾罵在空氣中彌漫，氣氛瞬間降至冰點。我目中無人的言論就像是“愣頭青”一樣，那個穿呢大衣的男人轉了轉眼睛，便走開了。

　這隻“熊”在那裡站了一會兒，眼中帶著輕鬆的笑容。之后，他用雙手抱住我，在我耳邊低語“我愛你”。

　我深深地、驚愕地喘了口氣——腦中浮現冬天、愛爾蘭羊毛、咖啡和新鮮烘焙的面包——之后，我戰戰兢兢半開玩笑的把他推開了。這行為就好像在說，“看，我有胡椒噴霧。”

　“好吧，”他用洪亮的男中音笑道“出去散散步吧，相信這對我們都好。”

　我搖了搖我的腦袋。警覺和懷疑的斗爭在蔓延，不穩定的灼熱徘徊在鎖骨后方。“和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在冰冷的黑夜裡散步可一點也不好。”我說，我瞥了一眼那個穿戴整齊的靴子，“你要去玩玩越野滑雪嗎？”

　“騎我的車，”他說，然后，他迫不及待的推開沉重的門。我把胡椒噴霧從錢包放到了大衣口袋裡，順從了自己的心聲，和他一起來到了寒冷但明亮的繁星下。

　“你在讀什麼書？”我問道，這個問題經常用來展開一個話題。我有個樂於與別人交談的好習慣，一個理發師會花錢雇我在主人和小孩去公園時給他們的屋子擦地。有一天，我會問坐在身旁邊的人同樣的問題，無論是在飛機上，還是在星巴克裡，大家都喜歡同我聊天。年復一年，“你在讀什麼書？”這個問題，已經給我帶來了很多喜歡的書和人。

　那隻“熊”回答得很好，“《莎士比亞》，你讀過嗎？”

“沒有，但是我喜歡詹姆斯·米切納，”我說，“當我12歲的時候，我就喜歡上了夏威夷，而且發誓如果我將來有個女兒的話，就以女英雄杰露莎的名字為她起名。”

“對12歲的孩子來說，那可是本大書。”

“我們沒有電視，而且我是一個書呆子。”

“文學是悲哀的土裡土氣的人的最后的避難所。”

“這也用來形容穿著滑雪長筒靴騎自行車的人。”

於是談話很自然地從書和戲劇轉到政治和我們的個人情況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