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山由紀夫：日中兩國外交失敗就意味著戰爭【2】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接受本網特約《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專訪

蔣豐：您擔任民主黨政權第一任首相，不到一年就辭職了。這不僅是一個“短命首相”，也預示民主黨將成為一個“短命政權”。有一種觀點認為，您的辭職是屈服於美國的壓力，或者說背后有一隻美國的黑手在運作。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鳩山由紀夫：首先，還是要說是因為我能力不夠的原因吧。當然，根據日本評論家、原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局長孫崎享先生的分析，我在任期間提出的構建“東亞共同體”的設想以及要求美軍在沖繩普天間基地最少能遷移到縣外，這兩個問題讓美國政府對鳩山政權非常擔心。盡管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有這種危機感，但是那些重視《日美安保條約》的人左右著美國的外交。在他們看來，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正在走一條危險的道路。坦率地說，掌握政權實際運作的日本官僚們也在事先察覺到美國的意向，他們也認為沒有必要按鳩山說的方向走下去，不能夠得罪美國。這些推測美國意向的日本官僚們，對我想推行的外交政策採取抵抗的態度，這也是一種實情。

蔣豐：您是民主黨創始人之一，也是民主黨政權的第一任首相。那麼，對於您的后繼者，也就是民主黨政權的第二任首相菅直人、第三人首相野田佳彥的外交政策，您如何評價？

鳩山由紀夫：我前面講過了，民主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敗北，是民主黨菅直人政權調整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我辭職的時候，菅直人希望我告訴他今后怎樣處理對外關系，我還在紙條上寫下了“日中關系”、“日韓關系”、“日美關系”，告訴他隻要把這三對關系搞好了，日本的外交就會搞好。我希望他能夠繼續推助我的“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建設，並說我可以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當時，菅直人說“明白了”。我也注意到，菅直人首相曾經有很強的意願繼續執行我的外交路線，但是，民主黨內部的不同看法、來自自民黨的壓力以及日本外務省的運作，讓周邊環境都發生了變化。他們把我這個“短命政權”當作反面教材，逼著他調整外交政策。結果，后來的菅直人政權和野田佳彥政權就都返回到和自民黨時期沒有變化的外交政策上來了。

蔣豐：我了解到，鳩山家族代代都與中國有很深的緣分，您本人在中國也非常有名，也願意從事推助中日友好的事業。這與鳩山家族的中國緣份有關聯嗎？

鳩山由紀夫：我的祖父鳩山一郎非常重視與中國的關系。戰后，世界很快進入冷戰狀態，無法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但是，鳩山一郎在第一次組閣期間，就通過他自己的親信石橋湛山的努力，達成了日中之間發展民間貿易的協議，為戰后日中關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石橋湛山等奠定的這種低調“以民為主，以官為輔”的外交基調，影響日本政壇達數十年之久，還被稱作“小日本主義”。

我的祖父鳩山一郎還提倡“友愛”，創立了以培育青年為目的的“友愛青年同志會”。現在，這個會更名為“日本友愛協會”。許多中國年輕人通過協會的邀請來到日本，在日本的企業裡研修幾個月，然后再回到中國，將在日本學到的知識和技術運用到各個領域中去。除此之外，這個協會每年還在中國福建省廈門市舉行兩次植樹活動，通過“環境問題”與“職業訓練”這兩大領域，加深與中國的“友愛”。今年，我准備到廈門的植樹現場參加活動。

蔣豐：您作為日本政要，曾與中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有過見面的機會。您對他有什麼印象？

鳩山由紀夫：是的，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和習近平會見過四次。我覺得他是一位很穩重的人，是一位非常適合治理中國的領導人。把中國交給這樣的領導人，應該是讓人放心的。我注意到他是那種不喜歡展示羽毛而低調的人，每次的交談都很實在，不會橫沖直撞地與人交往，是一步一個腳印的領導人。他好像不太喜歡喝酒，這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我與中國新的領導人李克強也曾見面過。看得出來，他也是一個頭腦很冷靜的人。我對他們兩個人執政中國充滿期待。

蔣豐：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5周年。今后10年的中日關系對未來兩國的發展都非常重要。您認為中日關系將會朝著什麼方向前進？

鳩山由紀夫：如果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問題持續得不到解決，那誰也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這種“一觸即發”的狀態也將持續下去。如果哪一方做出挑舋行為，或准備接受對方的挑舋行為，事態就會從“外交的失敗”轉向“戰爭”。我記得日本外交官、前日本外務省國際條約局局長東鄉和彥說過一句話，叫做“外交的失敗就會導致戰爭”。我始終記著這句話，並為不出現這種局面而努力。但是，現在的日本年輕外交官們沒有這種危機意識，他們倒是常有一種安心感，認為事情沒那麼糟。我曾對這種現狀表示了擔心。

現在，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問題從“擱置”的架子上拿了下來，變成了“爭議”的問題，這就是外交上的一大失敗。正因如此，我才認為這件事情必須盡快解決，我也願意為此事做出努力。

展望今后5年、10年、20年的日中關系，我要建立一個研究所，首先從安保入手，然后在環境、教育、文化、能源等方面進行研究，深入探討“東亞共同體”這一構想。我相信，日中雙方如果在各個領域能夠構筑起信賴關系，就算出現了一個問題，其基礎層面的信賴也會存在。我衷心期盼日、中、韓三個鄰國建立最大限度的協作關系，這樣對東亞地區安全、經濟、環境等各方面都會帶來好的影響。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要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作者蔣豐系《日本新華僑報》的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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