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没有常设军备的暴力统治

　　科举取士不取贤取能，而是取“乖乖牌”

　　明代社会的精英，也就是经过科举出身的缙绅，经由科考，以朱子学为主，灌输读书人忠君、守礼的观念；君权恩威并用，胡萝卜加棒子，驯化读书人，作为统治者的工具。清代延续明代，入关以后，一方面以武力压迫汉人，易服剃发，抛弃自己文化传统的象征。并且屡次以大大小小文字狱，压制反抗的思想和行动。另外一方面，将读书人牢笼在科举的制度下：服从者，有富有贵，不服从者，打入底层。历史上，中国的儒生，曾经不断有节烈之士，代表文化的良心，社会的正道，抗议皇权与政权。明代，舍身抗议的人物很多；相对而言，在清代，这种代表文化和道德的人士，就少多了。

　　清代君权，一如明代，藉刑罚剪除谔谔之士，又以八股文章，消磨读书人的志气。清代两百多年，状元数十人，其中，真正有功业可称的寥寥无几。单从这一个指标，就可以看出，科举取士并不是取贤取能，而是取“乖乖牌”。于是，依仗武力转化的国家暴力居权力的上层，而中层则是这些驯服的文官，在朝俯首服从，在乡鱼肉百姓。中国文化传统，以儒家理想，平衡国家暴力，无非依靠有一批不为权势屈服，不受利禄收买的“士”，撑持文化的良心。经过元、明、清三个暴力政治的持续，社会精英渐渐消沉，文化活力，也随之衰没。

　　依靠爵禄收买文化的精英

　　如此专制的统治上层，最早的权力基础，当然是八旗的武装力量。入关以后，满旗的实力不够，必须配合投降的汉军，共同征服天下。在天下大定以后，清廷削“三藩”，基本上去除了汉军的实力。满旗的战斗部队，则分别驻戍在全国重要地点，例如，杭州、广州、福州、成都、荆州、西安等处，都有满城或是旗营，扼守战略要地。在康、雍、乾三代，北方屡次用兵，八旗的实力，消耗了不少；二、三代以后，八旗的子弟，安享富贵，也失去了战斗力。乾隆以后，中国没有常设的国防军，各地旗营都不过是旗人居住的地方而已。国家有事，即需依靠临时招募的汉人部队，所谓“绿营”，担任战斗任务；这些招募的军人，社会地位不高，战斗单位的延续性很弱。因此，清朝的后半段，实际上没有常设的军备。这也是历史吊诡之处：在乾隆时代，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他们回去后的报告，就认为中国是个不设防的国家。

　　清朝能够维持专制的局面，基本上就是依靠爵禄，收买了文化的精英。他们已经习惯于“忠君”，不再为大是大非提出抗议。在太平军以后，平乱的湘军、淮军，俨然是全国唯一可以作战的部队。当时，有识之士无不知道世界正在面临大变。然而，湘军的领袖在这个关键时候，竟然没有以武力来要挟政府，进行改革。号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竟无法放下自己的君臣伦理观念（说白一点，另一形态的主奴关系）。八国联军之役，帝后出亡，国将不国，封疆大吏，无人敢接出光绪，进行改革。清朝晚年，革命风气大盛，真正参加革命的人物，很少是“文化精英”中人。孙中山，即是出身中国社会边缘的人物；他初期发动革命的力量，也始终不能离开会党这些边缘性的组织。由此可见，威胁、利诱，两个手段，自古以来，利诱的功效，往往比威胁更大。（许倬云）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