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没有常设军备的暴力统治

　　在清朝直接统治的疆域之外，东北方面的朝鲜，东方的琉球（中山国），南方的安南，西南的缅甸和暹罗，西藏沿边的尼泊尔、不丹，以及中亚的一些小部落国，都是清的朝贡国。清对这些朝贡国，其实并不干预他们的内政，也并不要求他们定期朝贡。宗主与藩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不过，乾隆朝曾经因为安南和缅甸的内部政争，中国军队进军干预。这两次对南方和西南藩国的干预，中国并没有得到胜利。虽然乾隆将这两次战争列入十大武功之内，实际上是战地指挥官讳败为胜，蒙骗政府。

　　清朝极盛时代的版图，不下于唐代。只是，唐代政府对草原地区的控制，不像清代两元格局的方式，有直接的统辖关系。这一个看上去似乎是传统的“天下国家”，论及实际，也就和元代一样，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具备“远悦近来”的气度。

　　汉人甚至不配以“奴才”自居

　　大清帝国的格局，应当是草原战斗部落为基础，扩大为征服性帝国。经过蒙元征服王朝的暴力统治，又由朱明继承了蒙元的极端专制制度，清代皇朝具有同样暴力专制的特质——因此，这三个朝代，经过将近六百年的统治，皇朝的统治方式，已经远离中国传统，与汉代以来的帝国体制有根本的不同之处。汉代的天命观念，君主必须向天命负责，而且天命有其时代性的意义，所谓“运”，就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假如按照孟子和董仲舒的理想，天视、天听，都不过是民视、民听。天命是可更改的，得民心，则得天下；至少在理论上，君主的权威，不是倚仗暴力、战斗和征服。

　　满洲八旗是战斗单位，人民和军事合而为一，最上面，则是唯一的君主，依仗其武力的优势成为所有臣民的主人。清政府的权力核心，先是内阁，雍正以后是军机处，基本结构都是皇帝自己亲政，加上一、两位亲王，作为辅政；配合少数几位大臣、近臣，作为君主决策的中心。清代皇权的内朝，至少比明代宦官的司礼监稍微合理。内廷的决策交付政府六部和相关单位，遵旨执行。君主权力，无人可以挑战，也无人可以矫正。汉代的廷议和唐代的三省制衡，在明清两代都不见了。

　　君主与旗民之间，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汉军旗当然又在满旗之下，蒙旗则是满旗的亲戚。此外，还有一批所谓“包衣”，则是满人扩展时，武力掳掠为奴的人众（主要成分是汉人百姓），编入旗下的“佐领”。每一个八旗的贵族，还有自己的包衣，编制在自己的单位之下。这些包衣的地位，当然就是奴才；主奴关系世代传袭。奴才和主子，在日常生活上往往非常接近；于是，清朝的制度，尤其在清代前半截，许多重要的职务是由包衣出身的奴才担任。得势的奴隶也常常还有自己的奴隶。整个帝国，君主为奴隶共主，结合不同阶级地位的奴才，统治众多的汉人。康、雍、乾三朝，许多地方大吏和统兵大将，本来是包衣出身。平日对着汉人耀武扬威，一旦失宠，打回包衣的奴隶身份。所有旗人，相对于君主，都自称“奴才”，汉人则甚至不配以“奴才”自居。因此，即使在统治阶层的满洲人之内，奴隶体制之下，人是没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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