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百代高标 千秋丛碧
2018-04-16 18:13:53 海外网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仓皇出逃，被他带到东北的文物流散出来，千年书画名迹大多落于琉璃厂古董商之手，其中最著名者首推隋朝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商人为之开价二百二十两黄金。
一部中国收藏史跌宕起伏，群峰连绵。伫立二十世纪峰巅，看风行草偃、江奔浪淘的诸藏家中，有三位先生将毕生精绝藏品捐献国家，尤为后人景仰：陶瓷者冀州孙瀛洲；古籍者东至周叔弢；书画者项城张伯驹。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故宫举办，展览汇集了经张伯驹鉴藏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院的33组书画。在开幕式之后的座谈会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的一番话让人印象深刻：张伯驹当年把西晋陆机《平复帖》和隋展子虔《游春图》捐献给国家，使故宫博物院拥有了传世最早名人法书和传世最早山水画，这对于确立故宫在书画领域领袖群伦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晋陆机《平复帖》
张伯驹，名家骐，别署丛碧，河南项城人，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刘海粟曾回忆说，“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这四条河流互相贯通，互相滋养，成就了一位风雅之士。
在书画鉴藏方面，张伯驹眼光卓绝，魄力宏大。根据其自撰《丛碧书画录》里的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前，收藏有书画117件，其中唐代以前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特别是他收藏的30件晋唐宋元书画，从大诗人李白、杜牧的手卷，到宋徽宗、钱选的丹青，多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煌煌巨迹。今天广为世人所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把这些书画珍品捐赠给了国家，一如他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政治修明之政府，应不以自私，捐归公有。”
李白草书上阳台帖卷
唐 杜牧《张好好诗》，是唐代诗人杜牧的仅存墨迹。
中国书画收藏之始，或起于公元之初：东汉明帝雅好丹青，“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屈指算来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明帝以降，至晚唐人张彦远撰写《历代名画记》止，约八百年，期间自董卓之变至安史之乱，王朝更替，战火荼毒，斯文尽丧，历代书画更是或遭焚烧或被沦弃，十不存一，以致张彦远在公元847年时便不禁感慨：精彩的书画收藏品好比千里马，可惜“骏骨不来”，人们只能把死鼠当作璞玉。
就在张彦远发出“骏骨不来”这番感慨整整一千一百年后，张伯驹先生投入到一场抢救国宝的“战斗”中。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仓皇出逃，被他带到东北的文物流散出来，千年书画名迹大多落于琉璃厂古董商之手，其中最著名者首推隋朝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商人为之开价二百二十两黄金。为了不让中国传世最早山水画流失海外，张伯驹不惜变卖自己在北京城里占地十五亩的四合院，抢救下这卷“存世最古之画迹”。他的这段经历被时人赞叹为“非大智大勇者决不能下此决心”，而张伯驹的回应却不外是一句“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仍以张伯驹为例，在得知前清恭王府后人藏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后，他先后三度尝试购买，最终抢在日本人之前，得到这件存世最早名人法书，使其没有步唐代大画家韩幹名作《照夜白图》后尘，流向国外。当然在晚唐张彦远之后的这一千多年里，众多收藏家们若没有登高望远的本领，也不可能在浩瀚的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留下自己一鳞半爪的记录。不过能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第二种境界的，并不多。相传南宋人赵孟坚曾携带“五字未损本”《兰亭序》乘船，不料突遇狂风，舟船倾覆落水求生之际，赵孟坚还手握这卷兰亭，所幸“造物见护，存一线生意不死”。这即是著名的“落水兰亭”的掌故，诚所谓“性命可轻，至宝是保”。
宋 蔡襄 自书诗 卷
张伯驹也有类似“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故事：1941年春，他在上海遭人绑架，绑匪索价三百万伪币赎金。生死关头，张伯驹仍正告夫人潘素：“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他的女婿楼宇栋后来记述说：“岳父对国宝之爱早已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土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了四十万。经过岳母多方奔波借贷，总算赎出了岳父。”经此一劫，张伯驹对《平复帖》更加呵护，正如他自己所说“帖藏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由此又不免想起清初收藏家吴洪裕。据说吴氏临死之际，竟要烧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给自己陪葬。紧要关头，他的侄子“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只可惜这山水长卷已烧断成两截，如今分别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一个要将《富春山居图》“焚以为殉”，一个宁死不变卖《平复帖》赎身，都是痴心一片，但各自的眼界与胸襟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生命诚可贵，至宝价更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能达到这第三种境界的收藏家少之又少。且说晚唐那位书画收藏家张彦远，“爱好愈笃，近于成癖。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昼夜精勤的鉴藏，留下《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两部经典垂范后世，以今人眼光看，可谓全球艺术史的先驱，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第一座高峰。张彦远形容自己“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阅。”谁曾想到一千多年后的张伯驹竟与其暗合道妙，有着类似的体悟：“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与我相合矣。”
黄庭坚《诸上座帖》
展卷自怡独乐乐外，张伯驹尚能“与人乐乐”。
1947年，当时才33岁的王世襄正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想对当时还收藏在张伯驹处的《平复帖》进行详细研究。身为晚辈的王世襄登门拜访张伯驹，说明来意后，张伯驹不但答应他的请求，更爽快地表示：“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去仔细地看。”后来王世襄回忆说：“《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正因为有此一番经历，王世襄才写出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经典论文《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
张伯驹还做到了“与众乐乐”：1952年，他将《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1956年，复将《平复帖》在内的八件珍贵法书捐献国家……1973年，他撰文感慨自己“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而不知当时皆在雾中也。”是的，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也只是说自己以为“人生万事无不在雾中”。事实上作为收藏家的他，行行重行行，早已登上峰巅。尽管一时天接云涛连晓雾，却终守得云收雾敛，旭日开晴。
启功先生曾评说，张伯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梳理晚唐张彦远以来的中国书画收藏史，北宋米芾，元朝鲁国公主，明朝项元汴，清朝梁清标，近代庞元济，凡一代有一代之大藏家。欣赏一卷卷留存至今的书画名作，其上众多藏家“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印文历历在目。与前人不同的是，张伯驹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清楚地意识到，过往千年“楚弓楚得”的局面已被“外邦剽夺”打破。针对当时国之瑰宝“辗转多入外邦”的现象，他的评价犀利透彻，直言清末民初一代鉴藏家有罪，并起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和张伯驹一样，古籍收藏家周叔弢也曾郑重声明“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为此他先后四次将珍藏的古籍善本四万余册和历史文物一千二百多件献给国家。
作为陶瓷收藏大家的孙瀛洲虽讷于言但亦敏于行，1965年他将精心收藏的各类文物三千余件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们践行自己的誓言，从而突破了古今之成大事业者的第三种境界，也因此超越过往一千多年来的大收藏家，成为漫长的中国收藏史上全新的里程碑，20世纪收藏峰巅上最青青碧色的劲柏坚松。（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乔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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