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带着温情和敬意看钱穆

2016-07-11 10:32:03 《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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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钱穆讲学粹语录》出版;2013年署名“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面世;今年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填补了钱穆著作中的一大空白。

  根据60年前课堂笔记出版《中国文学史》

钱穆晚年在家中板书。

  钱穆晚年在家中板书。

  北京正是热起来的时节。88岁的叶龙,在儿子的搀扶下走进酒店。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和《环球人物》记者握手时也是一脸疲态——连日来从香港一路北上,长途跋涉,接受采访、会友,不得清闲,对这个年岁的老人来说,身体还是有些吃不消的。采访过后,当天下午等待他的,还有此行中最重要的活动:老师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替钱师做记录最多的人”

  《中国文学史》来自60多年前的听课笔记。 “我这一生的大转折,大概都和写字相关。”叶龙淡淡说道。

  1947年,中学毕业的叶龙因家贫无钱升学,托熟人找工作。凭借所写的一手好书法而被看中,挥别寡母,从家乡绍兴到了南京,成为一个政府里的书记员(相当于现在的速记)。

  时局动荡,叶龙辗转漂泊香港,再也没有回过家乡。1953年,25岁的叶龙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第一次见到年近花甲的国学大家钱穆时,就忍不住想流泪——钱穆那浓重的江浙乡音,拨动着叶龙心中的乡情。

  因为当过书记员,笔录速度快,对江浙口音又全无障碍,叶龙没多久就被指派给钱穆做演讲记录。如今在港大任教的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曾回忆:“记忆所及,替钱师做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

  1953年到1957年,叶龙在新亚书院读哲学教育系,4年修了钱先生6门课: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庄子。读完大学又念了两年新亚研究所,其间修了钱先生的诗经和韩愈古文。课余时,他还常常去旁听。“钱先生开的课,有的我听了不止一遍。”

  每一门课,叶龙都认真做了课堂笔记。离开新亚后,他执教过21所学校,后来在香港又搬了那么多次家,这些笔记是他最舍不得丢的。

  人生晚年,叶龙开始整理这些笔记。2010年《钱穆讲学粹语录》出版;2013年署名“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面世;今年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填补了钱穆著作中的一大空白。

叶龙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叶龙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环球人物》记者 侯欣颖 摄)

  钱穆一生著述80余部,对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经济、思想、文化都有涉及,被誉为“一代通儒”,却没有一部关于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以及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寻找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的论述。

  其实,钱穆在新亚书院系统讲过两次中国文学史,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他每周讲一次,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3个小时也是常事。”叶龙将听课笔记整理汇总,就是这部《中国文学史》:总共32篇,以时间为序,从中国文学的起源到清代章回小说。针对具体朝代的文学流变,钱穆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比如把建安文学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给予很高的评价。“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的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师却持相反意见。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

  学者解玺璋曾评价:钱穆讲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目前通行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学院派的、教条的、完全从学问和概念出发的研究,而是偏重于“人学”,将人的精神世界放到了文学史中去。

  叶龙至今记得钱穆在第一节课上所说的话:“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那时他还很奇怪,老师为何会说如此得罪人的“重话”,很多年后才渐渐明白,那是一种眼见传统文化被弃之如敝履,看着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哀叹。

  求真于理想世界

由钱穆讲述、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近日在内地出版。

  由钱穆讲述、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近日在内地出版。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开于香港,他曾自言,写这门讲义,是“以死者的心情写死者”。1949年,国共两党胜负已分,一方在大陆建设新天地,一方败走台湾。鼎革巨变的大时代里,人如浮萍,或清醒或糊涂,或主动改变命运或被命运推着,一步步走出自己的人生。

  定居纽约的华人作家王鼎钧曾在其回忆录《关山夺路》里写道:“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

  钱穆走出来的第一站是香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话,对那时的钱穆来说,无比贴切。

  彼时的香港,像个文化孤岛。英语与粤语并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西式的。钱穆在这样一个地方选择办一个书院,“就是要把中国文化传下去”。叶龙回忆。

  新亚书院取自“新亚洲”之意。余英时是新亚的第一届毕业生,他形容这些师生是“共同的文化难民”,学生没钱缴学费,老师们拿不到薪水。学校最初都无固定校址,租了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的3间教室,只在夜间上课。1950年迁到桂林街,也才有4间教室,两大两小。学生们有很多穷苦者借宿学校,睡阳台或蜷卧在楼梯上。钱穆有时晚上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能通行,得一路踩着铺盖走。

  据新亚校友黄祖植所著《桂林街的新亚书院》一书中记载: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但当时钱穆请来的教师人选,却都是国内学界的一流人物,牟宗三、饶宗颐等。因此新亚也格外被外界重视。

  钱穆为新亚书院所作校歌里有这样一段:“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叶龙回忆,办新亚书院的过程中,有一次去台中讲学,屋顶的石块掉下,钱穆几乎被压死。但18年中,他艰险无畏,以传播中国文化、恢弘民族精神、培养有人格的学术人才为宗旨,倾注一番心血,最终也获得一番成功。余英时、严耕望……近代大儒中,极少有人像钱穆一样,在自己著书立说的同时,又培养出那么多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学者。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新亚作为书院之一加入。“中文”这一名字,即是钱穆的坚持。两年后,因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钱穆最终离开新亚。“当时钱师断然放弃了一次性数十万港元的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过意不去的新亚校董会就多支付了钱师一年的工资,他也不肯白拿,就又留下来讲了一年课。”

  在最后一年的毕业典礼上,钱穆在给学生的致辞中说道:“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责编:刘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