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带着温情和敬意看钱穆

2016-07-11 10:32:03 《环球人物》杂志

2010年《钱穆讲学粹语录》出版；2013年署名“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面世；今年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填补了钱穆著作中的一大空白。

　　根据60年前课堂笔记出版《中国文学史》

　　钱穆晚年在家中板书。

　　北京正是热起来的时节。88岁的叶龙，在儿子的搀扶下走进酒店。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和《环球人物》记者握手时也是一脸疲态——连日来从香港一路北上，长途跋涉，接受采访、会友，不得清闲，对这个年岁的老人来说，身体还是有些吃不消的。采访过后，当天下午等待他的，还有此行中最重要的活动：老师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替钱师做记录最多的人”

　　《中国文学史》来自60多年前的听课笔记。 “我这一生的大转折，大概都和写字相关。”叶龙淡淡说道。

　　1947年，中学毕业的叶龙因家贫无钱升学，托熟人找工作。凭借所写的一手好书法而被看中，挥别寡母，从家乡绍兴到了南京，成为一个政府里的书记员（相当于现在的速记）。

　　时局动荡，叶龙辗转漂泊香港，再也没有回过家乡。1953年，25岁的叶龙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第一次见到年近花甲的国学大家钱穆时，就忍不住想流泪——钱穆那浓重的江浙乡音，拨动着叶龙心中的乡情。

　　因为当过书记员，笔录速度快，对江浙口音又全无障碍，叶龙没多久就被指派给钱穆做演讲记录。如今在港大任教的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曾回忆：“记忆所及，替钱师做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

　　1953年到1957年，叶龙在新亚书院读哲学教育系，4年修了钱先生6门课：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庄子。读完大学又念了两年新亚研究所，其间修了钱先生的诗经和韩愈古文。课余时，他还常常去旁听。“钱先生开的课，有的我听了不止一遍。”

　　每一门课，叶龙都认真做了课堂笔记。离开新亚后，他执教过21所学校，后来在香港又搬了那么多次家，这些笔记是他最舍不得丢的。

　　人生晚年，叶龙开始整理这些笔记。2010年《钱穆讲学粹语录》出版；2013年署名“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面世；今年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填补了钱穆著作中的一大空白。

　　叶龙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环球人物》记者 侯欣颖 摄）

　　钱穆一生著述80余部，对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经济、思想、文化都有涉及，被誉为“一代通儒”，却没有一部关于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以及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寻找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的论述。

　　其实，钱穆在新亚书院系统讲过两次中国文学史，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他每周讲一次，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3个小时也是常事。”叶龙将听课笔记整理汇总，就是这部《中国文学史》：总共32篇，以时间为序，从中国文学的起源到清代章回小说。针对具体朝代的文学流变，钱穆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比如把建安文学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给予很高的评价。“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的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师却持相反意见。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

　　学者解玺璋曾评价：钱穆讲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目前通行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学院派的、教条的、完全从学问和概念出发的研究，而是偏重于“人学”，将人的精神世界放到了文学史中去。

　　叶龙至今记得钱穆在第一节课上所说的话：“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那时他还很奇怪，老师为何会说如此得罪人的“重话”，很多年后才渐渐明白，那是一种眼见传统文化被弃之如敝履，看着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哀叹。

　　求真于理想世界

　　由钱穆讲述、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近日在内地出版。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开于香港，他曾自言，写这门讲义，是“以死者的心情写死者”。1949年，国共两党胜负已分，一方在大陆建设新天地，一方败走台湾。鼎革巨变的大时代里，人如浮萍，或清醒或糊涂，或主动改变命运或被命运推着，一步步走出自己的人生。

　　定居纽约的华人作家王鼎钧曾在其回忆录《关山夺路》里写道：“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

　　钱穆走出来的第一站是香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话，对那时的钱穆来说，无比贴切。

　　彼时的香港，像个文化孤岛。英语与粤语并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西式的。钱穆在这样一个地方选择办一个书院，“就是要把中国文化传下去”。叶龙回忆。

　　新亚书院取自“新亚洲”之意。余英时是新亚的第一届毕业生，他形容这些师生是“共同的文化难民”，学生没钱缴学费，老师们拿不到薪水。学校最初都无固定校址，租了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的3间教室，只在夜间上课。1950年迁到桂林街，也才有4间教室，两大两小。学生们有很多穷苦者借宿学校，睡阳台或蜷卧在楼梯上。钱穆有时晚上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能通行，得一路踩着铺盖走。

　　据新亚校友黄祖植所著《桂林街的新亚书院》一书中记载：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但当时钱穆请来的教师人选，却都是国内学界的一流人物，牟宗三、饶宗颐等。因此新亚也格外被外界重视。

　　钱穆为新亚书院所作校歌里有这样一段：“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叶龙回忆，办新亚书院的过程中，有一次去台中讲学，屋顶的石块掉下，钱穆几乎被压死。但18年中，他艰险无畏，以传播中国文化、恢弘民族精神、培养有人格的学术人才为宗旨，倾注一番心血，最终也获得一番成功。余英时、严耕望……近代大儒中，极少有人像钱穆一样，在自己著书立说的同时，又培养出那么多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学者。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新亚作为书院之一加入。“中文”这一名字，即是钱穆的坚持。两年后，因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钱穆最终离开新亚。“当时钱师断然放弃了一次性数十万港元的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过意不去的新亚校董会就多支付了钱师一年的工资，他也不肯白拿，就又留下来讲了一年课。”

　　在最后一年的毕业典礼上，钱穆在给学生的致辞中说道：“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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