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前新闻发言人：公开才有力量
2016-06-23 10:28:13 《环球人物》杂志领导摇头道：“这可不行！公安部包括全国公安机关，担负为民执法和服务的职能，80%事情要公开。让你当发言人，就是要解决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
“80%的事情都要向公众公开”
2006年4月11日， 武和平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就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社会治安形势回答记者提问。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由于情况不透明、公开不及时，导致民众恐慌和谣言四起。为推动政务公开工作，当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启动了全国第一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武和平同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名官员一起参加了培训。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才正式施行，但例行发布信息这个制度早就有了。2005年，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这3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委首先建立例行发布制度。这就是我和卫生部毛群安、教育部王旭明被称为‘三剑客’的由来。”武和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最初他对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也没把握。“我记得是2005年夏天的下午，公安部一位主管领导问我：‘你认为公安部的信息对外可以讲几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二保八。’没想到领导摇头道：‘这可不行！公安部包括全国公安机关，担负为民执法和服务的职能，80%事情要公开。让你当发言人，就是要解决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这次谈话给了武和平很大的启发，真正让他有了身为新闻发言人的意识。
武和平主持过许多新闻发布会，但最令他难忘的还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新闻发布会。当年3月14日，拉萨发生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后，面对别有用心者在国际上抹黑中国的舆论，公安部决定由武和平出来说明情况。他在7天的准备时间里先向专家苏叔阳借阅了其还未付印的《西藏读本》，了解西藏历史和宗教传承。接着他又拜访了国家宗教局，讨教宗教政策及相关口径。武和平还随公安部主要领导去了拉萨，看了现场打砸抢烧的惨状，了解掌握了大量“藏独”分子分裂祖国的罪行证据。“我有了这3个准备，再加上多年的工作经验，心中就有了谱，会被问到的问题都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新闻发布会一开始，武和平就表现出了自信和诚意：“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不限时间，问到没有问题为止。”一名外国记者提问：“你们的警察为什么包围寺庙？”武和平先反问记者：“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必然会被量刑。请问在您的国家是否因宗教去杀人放火就能不予治罪？”外国记者立刻否认。武和平接着从中国法律制度讲到“藏独”分子的犯罪行径，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况，“如果犯罪者得不到惩罚，正义就得不到声张，各族同胞就不能享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我刚从西藏回来，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现在寺庙的宗教活动和藏民的生活是正常的。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是不可能得逞的。”
经过激烈的交锋，发布会结束。现在回忆起来，武和平依旧激动：“新闻发言人在国内发言代表本部门，面对国际媒体则代表中国，我觉得自己未辱使命。因此，这场发布会也算是我比较满意的一场。”他在新闻发言人位子上一干就是8年，每场发布会对他而言都是挑战与学习。2012年4月，他从新闻发言人位置上退休。
“会说”不应该成为缺点
《环球人物》：您退休后在忙些什么？
武和平：卸任后，我担任了全国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基地的首席培训师，为许多部委、院校、企业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部进行授课。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提高与媒体打交道能力的迫切需求。我在和他们的互动中教学相长，对“说话”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新书也是为了这种需求而写的。
《环球人物》：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
武和平：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渠道。过去官不说，民不知，今天可能是民先说，官再知，比如去年8月1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是民众最先在社交媒体上直播的。如今人人都成了记者，个个都扛了“摄像机”，信息变得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作用强、管理难。这种变化有时让我们的官员很迷茫。面对舆论危机，他们不仅不能知媒用媒，还常出现雷人之语。
《环球人物》：频出雷人言论的病根何在？
武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曾严厉地批评过某些干部“不会说话”：“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为什么？一个是方法不对，更重要的是观念没有转变。
我们部分干部的观念一直是“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他们认为要不犯错误，最好是用官话、套话。因而话语体系往往居高临下不接地气。有个干部到老农家，他问：“您吃了吗？”他不知道现在大家已不愁吃穿了，老农回答：“不饿。”“家里几口人？”老农家里人都外出打工了，他很孤独，所以老农说：“绝户。”下面该怎么问呢？干部看到院里有棵桃树：“您种桃树的初衷是什么？”“啥初中不初中的，俺连小学都没上过。”这是真事。
《环球人物》：所以转变观念最紧要？
武和平：除了更新观念，还有机制。现在针对突发事件的机制还不健全，特别是对于舆论危机的管理更是短板。一旦事发，由谁出来说话，怎样说话，还缺乏制度性安排，没有规定领导干部必须出来讲话。没把表达能力和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作为硬指标要求，甚至认为干部能说是缺点，“你看他歪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就吃嘴上的亏，作风太浮夸”。不爱说话的人则被看作“作风扎实、为人低调”。要促进观念的改变，制度也必须跟上。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说话的问题，就要从观念、方法和措施上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新闻发言人不是个人”
《环球人物》：您曾经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个人，是一种制度”，这句话怎么理解？
武和平：虽然新闻发言人是一个人面对记者，但在他身后往往是一个团队，得到的是一个系统的支持，比如我的工作团队就有舆情预测、舆论引导、新闻接待和新闻发布会4个部门，并与各业务部门保持联系。
突发事件出现后，我们首先核查事实，向基层询问情况，接着就是确定口径。这个口径不是新闻发言人决定的，而是单位负责同志敲定的。最后就是决定谁说，不一定是新闻发言人，有时重大突发事件会是领导站出来，能体现权威性和重视程度。所以，新闻发言制度是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的制度，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部分。
《环球人物》：那新闻发言人不需要个性吗？或者说他掌握的自由度有多少？
武和平：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是“自选动作”，应当在“规定动作”的框架内“跳舞”，需要掌握三点：上级的方针是准星，要把握全局，了解部门的具体情况；二是记者的关注，公布的信息、记者会问的问题要进行提前猜题和准备口径“作业”；最后是老百姓的利益，这是发布会的落脚点，要有针对性的增信释疑，和他们感同身受。这三点成一线，就会命中靶心。相应的我还会准备3张纸：第一张是给媒体的新闻通稿；第二张是发布稿，是对新闻稿的诠释，简明通俗；最后一张是备答口径，备答口径要有事例、数据，那就更有说服力了。有了这三点一线和三张纸，整个发布会成了我“自选动作”的表演场地，在和媒体的“共舞”中实现双赢。
《环球人物》：新书叫《公开，才有力量》，如何权衡保密和公开间的尺度？
武和平：“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特例。”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都属保密范畴，这些信息不能披露。其他应公开的要满足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在披露信息中还要把握“5个有利”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国家形象；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妥善处置。
《环球人物》：那您如何看待事件发生后，有些部门会通过删帖封堵舆论？
武和平：我的观点是，删除不如善用，反制不如回应，封堵不如提供，辩护不如求证。换思路危可转机，换态度就会获取高度。透明度决定公信度，公信度决定话语权，今天是“多做善说”的时代，说话是种本领，知媒用媒是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素养。（《环球人物》记者 郑心仪 赵婧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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