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外交史

2016-06-21 08:44:08 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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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吴大使的一生,深深印刻着四个大字——“中国外交”。50余年外交生涯,于他而言,外交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还会选择外交。”

6月18日,一条悲伤的消息闯进了朋友圈——当日凌晨4时许,前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离世。

  悲伤蔓延得很快,与悲伤一同蔓延的还有我们的震惊。不敢相信一代外交官竟意外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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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孩子们或许不太了解吴建民是谁,毕竟他已不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回首吴大使的一生,深深印刻着四个大字——“中国外交”。他曾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曾在最困难时期出使欧洲,曾于耳顺之年领命做校长,校园耕耘,哺育学子,申奥时他是代表团发言人,申博时他被封为“前线总指挥”……

  “我喜欢外交,因为每天都可以接触到新鲜的人和事。做外交官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是种很大的奖赏,这样,就不会觉得世界太无聊。”

  50余年外交生涯,于他而言,外交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还会选择外交。”

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

  吴建民最初的梦想,其实是做一名好翻译。

  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的学生,1959年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外交部,之后继续上三年研究生。可研究生刚上了一年半,忽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做一线翻译。

  那是他初次涉及国际事务,年轻热血,热情高涨:“那时候,国际会议斗争很激烈,跟苏联人吵架,同传一做三四个小时,很紧张。”

  他曾回忆说:“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斗争,讲了很多空话。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大事,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有这个崇高的理想,我去奋斗去。”

  后来,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和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都争着要他,陈毅一纸调令,将他“抢”回了外交部翻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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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初进联合国总部。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与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会面,吴建民任翻译(后排左一)

  吴建民在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是6年,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第一次和毛主席近距离接触时,吴建民还有些紧张,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认认真真地答:“我姓吴,口天吴,建世的建,人民的民,我叫吴建民。”

  毛主席开玩笑说:“你这个国家早就亡掉了。”

  吴建民当时没明白,后来想想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春秋战国的吴国早就灭亡了,想跟他开个玩笑,放松情绪。

  吴建民最难忘的一次翻译是1968年10月的一天,周总理与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5点,他在旁翻译了6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在电梯里夸吴建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亲历中国重返联合国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吴建民是见证者。1971年至1977年,他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去联合国前,吴建民对联合国一无所知,他从当时仅有的法文《拉卢斯百科大辞典》上查询有关联合国的信息,走之前还突击了联合国的一套法语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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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吴建民在联合国

  吴建民曾回忆,当时在联合国,“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很辛苦但很充实。”他当时的梦想,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观察判断国际形势。

  其实在那时候,做一名优秀外交官的想法,就已经在吴建民心中萌芽了。

坐过一段时期“冷板凳”

  40岁到45岁,是一个男人奔事业的黄金年纪,可这段时期,吴建民的履历上却几乎是空白的。

  1977年从联合国卸任回国后,吴建民在干校劳动了一年,之后9个月外交部都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他就在家待着。后来被分配到外交学会,当了个科员,工作就是接待代表团。

  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甚至一度想要离开外交部。

  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想要“干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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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冷板凳”嘛,也没什么大不了。闲暇的时候多,他就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儿,做饭、带孩子、抽空翻译书,那段时间他翻译了《罗伯斯庇尔》。

  “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年轻时,太冲。人太顺当了,也会有别的问题。”

  1983年后,吴建民才离开“冷板凳”,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后又二赴联合国,担任参赞。

从被“放鸽子”到总统好友

  若要在吴建民的外交生涯中划出重点,那么1989年至1990年他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期间的故事是不可错过的。

  当时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

  吴建民吃过不少瘪。有一次,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不见人来,后来对方打来一个电话,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这样被“放鸽子”的事不知道经历过多少。

  还有一次,他邀请欧共体委员会高官赴宴,对方竟然说:“不知道再过3个月,贵国政府是否还存在。”

  当时吴建民觉得一股血往脑袋上涌,当即用法语回敬对方一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吴建民亲自到社区去用法语宣讲中国文化,让比利时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那个时候,想了很多办法让人们了解中国,干得还蛮起劲,受点挫折也不怕,觉得总有办法”。

  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吴建民任法国大使期间搞好中法关系。在他担任法国大使期间,中、法两国交流日益增多,巴黎经常举办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中国日”活动。他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建立了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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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与吴建民夫妇

  2003年吴建民接到通知将要回国,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您要走了?这可太糟糕了。”

77岁的上班族

  此后吴建民相继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等。

  1991年,吴建民出任外交部发言人及新闻司司长,3年多时间,他共主持了168场记者招待会。

  1993年,吴建民担任北京第一次申奥代表团发言人。那一年秋天,在摩纳哥蒙特卡罗,申奥进入白热化时期,出现了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论调,吴建民用流畅的英语反击:“1949没有饭吃,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今天的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1.6亿,消灭了饥饿。这难道不是人权的全面的巨大的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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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17日,国际奥委会投票前夕,发言人吴建民(左)在回答记者提问

  此后,吴建民相继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等。步履不停,即使退休后,仍然保持着朝九晚五: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来到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

  他说:“等有一天做不动了,回头看,能做事情的时候做了,无悔无怨。”

  卸任外交学院院长之后,吴建民依旧活跃,经常到各地奔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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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8日,吴建民低调回京,身着红格衬衫,独自推着行李车。

“我们来到世界舞台中心,就像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中心,大家都看着你,总会对你评头论足,中国人要平常心,实现从弱国心态到大国心态的转变。面对批评火冒三丈过分激动,是没有底气缺乏自信的表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很危险,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的旗号,“爱国”无罪;民粹主义则装扮出“为民请命”的样子,二者均有很大的欺骗性。“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自然灾害不断,中国人应对灾难的能力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少有的。中国不怕大灾大难,怕的是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中国历史上摔大跟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都是头脑发昏。

  有观点的地方就会有碰撞。由于对和平理念的反复强调,吴建民被一些人称为“鸽派”,常常会听到一些类似“外交官太软要吃钙片”的嘲讽言论。

  2014年,吴建民与罗援曾就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辩论,引发“鹰派”与“鸽派”激烈交锋。

  但吴建民坚信,真理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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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已去,真理之路仍旧漫漫。

  一世外交官,五十余载外交生涯,匆忙划下句点的人生。

  功过自有后人品评。但吴建民应当得起“外交儒将”的称号。

原标题:为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亲历中国重返联合国,申奥、申博……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外交史

责编:满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