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情恩来:周旋与暗战
2016-01-28 08:31:04 环球人物网在那些日子里,他是“统战之神”,游走于敌我之间,以仁心征服对手;他也是“谍战之神”,执掌谍报与情报机关,铲除叛徒毫不留情,斗智斗勇抢占先机。这两条战线,一公开一隐蔽,一阳谋一暗战,在他身上堪称完美地结合起来。
40年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把一个襟怀如海、隐忍不言、顾全大局、鞠躬尽瘁的总理形象,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那是他最后10年的肖像。甚至也可以说,是他后半生的肖像。
但周恩来不仅仅只有这一面。
离开周恩来的日子,已经有40年了。
在天津市南开中学,回廊尽头一排小平房里,有他当年的寝室西斋209号;那句熟悉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下面,署名是“翔宇”。他定格在南开中学的肖像,是少年意气、飞扬洒脱。
在广州市长洲岛,黄埔军校的小楼静看江水拍岸、船坞斑驳,常有学生来此参观,纷纷跑到周恩来那张著名的戎装照前“合影”。他定格在黄埔军校的肖像,是英姿勃发、目光如炬。
在广州市太平馆,古老的西餐厅里保留着周恩来婚宴时的布置和菜品,他和邓颖超的结婚照曾挂于墙上。他定格在太平馆的肖像,是一身浪漫、满目柔情。
40年后,当我们想起周恩来,会想起这些与他临终前截然不同的面孔。青春的热情,理想的激越,风度的潇洒,待人的诚挚,处事的绵密,乃至决断的果敢,都融于一人,锻造出一个传奇。
在那些日子里,他是“统战之神”,游走于敌我之间,以仁心征服对手;他也是“谍战之神”,执掌谍报与情报机关,铲除叛徒毫不留情,斗智斗勇抢占先机。这两条战线,一公开一隐蔽,一阳谋一暗战,在他身上堪称完美地结合起来。“周公的才思决策有如电闪雷鸣,周公考虑问题之周详又如水银泻地。”郭沫若此言恰切。
他在世时,已被民主人士尊称“周公”。“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文出自曹操《短歌行》,其典出自西周初创时武王之弟为招纳人才殚精竭虑的故事。亦是恰切。
他去世后,在社交网络上,为数众多的“80后”“90后”成了一个庞大的“周粉”群体,时常把“周恩来”三个字刷成网络热搜词。这是周恩来与其他名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他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他俘获新生代的心,他从回忆故纸里的“周公”变成社交网络上的“主角担当”。比如,2014年《北平无战事》热播,王牌飞行员方孟敖一再追问他的秘密入党介绍人崔中石:“崔叔,你认识周副主席吗?我能见到周副主席吗?你能替我把这块表送给周副主席吗?”于是,“周恩来”三个字刷屏了。
2015年《伪装者》热播,三面间谍明楼对大姐说:“明镜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南方局跟你讲话。”明楼原型是周恩来、潘汉年手下的五面间谍袁殊,抗战期间南方局书记也是周恩来。于是,“周恩来”三个字又刷屏了。
2015年9月3日胜利日大阅兵,一名大学生发了条“这盛世,如你所愿”的微博,并配了一张周恩来的黑白照片。当晚8点,仅此一条,转发量就达93万,评论和点赞量达79万。还有更多网友刷屏:“开国大典的时候飞机不够,你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这盛世,如你所愿吧,山河犹在,国泰民安。当年送你的十里长安街,如今已是十里繁荣。”“周恩来”三个字又成了胜利日当天微博的十大最热话题之一。
是什么让他40年后魅力长存?答案肯定很多,我们讲述其一:他出生于燃情岁月,他有过燃情岁月,他能照亮当代人的燃情岁月。
——周旋 ——
“1959年起,一些国民党战犯陆续获得特赦,伯伯接见了他们。一位黄埔学生对伯伯说,我们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走错了路,有负教导,对不起老师。伯伯却说,不能怪你们学生,是我这个老师没有教好。”
“伯伯”是周恩来,“老师”也是周恩来。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侄女周秉德79岁了,与《环球人物》记者忆及旧时趣闻,朗声大笑。她说的这个认错的学生,就是国民党中将、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杜聿明。他和黄埔的同学们,跟周恩来决裂过、厮杀过,但胜负分晓后,再见周恩来,一张口,依然恭恭敬敬叫“老师”。翻遍史书,两军交手,双方高官,常见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或“各为其主暗自相惜”,罕见的是以一身周旋于不同道者之间,气节不坠信仰不改,却周游更广“朋友圈”更大。
黄埔军校初识“校长”
1938年7月,武汉举办活动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 周恩来为大会主席。
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人事矛盾,不辞而别。接他班的邵元冲是旧文人,不懂政治工作,也干不下去。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希望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当时,周恩来刚从法国回国。周秉德说:“伯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得知要建立黄埔军校的消息,积极赶回祖国,甚至等不及路费寄到就坐最低档的舱位回来了。” 他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投身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廖仲恺一提议,26岁的周恩来慨然接下重任。
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名誉会长廖心文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公职。他也是黄埔军校的开创者。虽然他没有专门学过军事,但是对军队工作,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上任后,周恩来支持军校进步学生建立“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还在军校成立了中共支部,又通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为黄埔军校筹到了一批苏联武器。种种开创性的成就,让毛泽东后来称周是“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蒋介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对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称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这也有原因:蒋在粤军地盘上办军校,除了学生和教员,没多少资本,苏联的武器、资金和中共的政治工作,都是他办校所需要的。但他对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中共势力也不是完全信任,不允许中共党员当带兵军官,只能搞政治工作。
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以此为基础,成立两个黄埔教导团,这就是后来中央军的起源,是他的嫡系和本钱。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也应掌握军队。他经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调来黄埔军校军官徐成章,学生赵自选、周士第等担任指挥,士兵多为广东工农运动骨干,后来发展为叶挺独立团,在东征、北伐中建立了赫赫战功。
1925年,为消灭叛乱的军阀陈炯明,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东征,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侄子周尔均、侄媳邓在军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记得在汕头,看到有两栋一模一样的小洋楼。一栋住着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和家眷陈洁如,另一栋住着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这两栋楼紧挨着,每天蒋、周都要交往过从,共商大计;两家人常常一起用餐,亲密无间,也体现了当时蒋介石对七伯的倚重。”
但蒋介石排斥中共的决心已定。东征军刚取得一定胜利,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上对周恩来说,中共在军校内“秘密发展组织,长此以往会出问题”,要求周恩来将军校和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名字都告诉他。周恩来答道,此事关系两党,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后来,蒋介石又找周恩来谈话,摊牌说,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黄埔军校。
蒋介石步步紧逼,当时的中共负责人则主张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而退让。周恩来和军校里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最终于1926年离开了黄埔军校。周秉德说:“他离开时,没人敢送别,只有一期学生胡宗南气喘吁吁地赶来跪送他。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责备这个学生不该向共产党下跪。胡宗南说,自己虽与周恩来政见不同,但还是很尊重他。”气归气,蒋介石当时还需要中共为他在北伐中出力,所以表面文章还是得做,他举办晚宴欢送周恩来等人,席间一再感谢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工作。
当蒋介石在反共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周恩来最终和“校长”分道扬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七伯毅然决然地同蒋介石彻底决裂,随后领导南昌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周尔均说。
对蒋氏父子用心良苦
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右一)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左三)、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左一)的陪同下赴重庆谈判。
十年内战,周恩来与蒋介石是不共戴天的敌手。两人10年没见面。再次相见时,是在一个“万万没想到”的场合。
廖心文说,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代表中共进行斡旋,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协议。1936年12月24日,当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时,开口便说:“恩来,你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此后,国共为抗日展开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再度与蒋介石周旋。
周恩来善察蒋介石心事。1937年3月,他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恭维了几句中共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之后,忽然说:“你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周恩来听出,蒋介石关心的是“领袖问题”,回应道:“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周恩来也借机提出了中共的要求。
此后,周恩来又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好消息: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消息,苏联已查到了蒋经国的下落,批准他返回中国。蒋介石惊喜交加,对周恩来做了一句评价:中共“最有理智、最有人情味的同志”。
数年后,归国追随其父的蒋经国,也对周恩来的“人情味”深有体会。周秉德向《环球人物》记者转述了蒋经国爱将蔡省三向她亲述的一段往事——1941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创办了《江西青年日报》,自任社长,蔡省三是总编辑,深得蒋经国信任。1945年,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飞抵重庆展开国共会谈。在“中苏文化协会”筹办的宴会上,毛泽东等人在二楼贵宾厅休息,楼下的蔡省三想看个究竟,站到楼梯口探头张望。周恩来发现了,马上站起来招手示意他过去,问他需要什么。蔡省三没有思想准备,就直说想见见毛泽东。周恩来便带他到毛泽东座前,介绍说:“这是蒋经国先生的助手,陪都青年界的精英。”毛泽东与蔡省三握手说:“好哇!好哇!全国青年大团结呀!”蔡省三有些紧张,不知说什么,也跟着说“大团结,大团结”,匆匆告辞下楼。第二天,蔡省三与蒋经国共进早餐,汇报此事,并说自己以前多次见过周恩来,还向他提过意见。蒋经国沉吟道:“周恩来对人那么诚恳,这不全是做作,是他确有素养。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
后来长期分管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去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周恩来亲自提议设置的,一切摆设都遵循周恩来的安排。墙上一幅郑成功画像,是周恩来吩咐罗青长到故宫博物院调来的,还让罗青长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可见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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