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一代：我们是自觉给我们的阶级挖坟

2015-12-08 09:20:00 国家人文历史

1935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常早，尤其是12月9日那天的天气，很多人回忆都用了4个字：滴水成冰。

　　学联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指挥学生化整为零，游行中遇到阻挠随时解散，待暗号响起又突然集结，军警四处出击也抓不到主力。遇消防水龙，则迅速冲上前用小刀割破水管，致使水龙无法喷射。城门依然关闭，清华燕京学生齐力撞断了西便门城门铁杠，汹涌汇入城内在天桥会师。宋黎架着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登上一辆破电车演讲，吸引大批市民。（黄敬原名俞启威，当时是李云鹤的丈夫，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一二·九”时李云鹤已在上海改名蓝苹，不久与黄敬分手，后来去延安改名江青。）

　　1935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学生黄敬在天桥的一辆电车上向群众演讲，在下面架着他的是东北大学宋黎

　　柯华回忆，下午5点左右宋哲元调来了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这支队伍1933年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显神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为他们写的。大刀队内部的命令是只能使用刀背不能用刀刃，但刀背砍下来，学生也吃不消，许多人受伤。学生得到市民同情，人力车夫帮忙送学生去医院，开豆腐店的送来热豆浆，还有居民送来热水和大饼。

　　天津、上海、南京各地学生得知北平学生游行，群起响应。武汉高校和中学几乎没有共产党员，进步教师和爱国学生不少，以武大为领袖，各校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声援北平。

　　“学生们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恐怕难以满足”

　　1935年12月下旬，南方各校在当局和校方劝导下结束游行恢复上课，但北平在学联领导下坚持罢课。清华校长梅贻琦劝学生爱护学校，学生说：“校长啊，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清华中文系1934级学生王瑶回忆，闻一多让学生不要闹事，他和同学们一起用力跺脚表达抗议。

　　北大学生会成立纠察队，戴着白袖章阻止想上课的老师和同学，一些理科同学被纠察队从实验室揪出来不许做实验，学运领袖们晚年回忆时也感到当时做法极端。化学系1933级学生姚震江回忆，纠察队特意派了文学院同学把守理学院，理学院同学把守文学院，“以免人熟拉不下脸来”。1936年1月4日早晨，纠察队学生爬上北大红楼钟塔，把打钟的绳子盘上去，不让工友敲响上课钟，被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制止。陆续有学生赶来上课，周炳琳招呼他们进教室，但都被纠察队阻拦了。不一会儿胡适到场，见状十分恼火，大叹“对牛弹琴”，学生齐声说“你才是牛”。半小时后蒋梦麟赶来，一怒之下冲上去撕姚震江的纠察队袖章，被姚推开，师生二人对骂“你打人”“你混账”。姚震江回忆，蒋梦麟气得浑身颤抖，胡适赶紧把他搀扶上楼去了。

　　北大历史系学生孙思白说，胡适有股拧劲，“对付学生上更直截了当”，不管学生怎样反对他，他永远长篇大论强调“读书救国”。在号召复课和提前放假的全体师生会议上，胡适自告奋勇上台讲话，学生在下面发出阵阵嘘声轰他下台，许多学生描述他当时的动作是“两手拽着挂在脖子上的长围巾的两端，一面说，一面舞”。20年前红透高校的超级偶像，此时已是“进步青年”憎恶的对象。不仅胡适，“五四健将”罗家伦、傅斯年也是坚定反对学潮的“保守”教授。“一二·九”一代在运动中打着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但“五四”一代已被他们抛在身后甚至唾弃了。

　　外界历来认为北大以“五四”为光荣传统，盛赞蔡元培开兼容并包之风气，但蔡元培恰在“五四”之后一度辞去校长之职。他说：“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受蔡元培之托接过了代理校长之职。他自述：“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如果“一二·九”又把学术中心变成运动漩涡，是他绝不愿看到的。(文 | 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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