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特赦第一人

　　从“鬼”变成人

　　与生活、劳动技能的提高相比，思想上的改造更难。到管理所初期，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科长董玉峰找溥仪谈话。溥仪说自己在伪满是傀儡，东北的灾难是东北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事，和他没关系。董玉峰就告诉他，仅由你这个“皇帝”签发的《治安维持法》《保安矫正法》《米谷管理法》等法律，就使东北千万人深受其害，怎能说你没有罪责呢？溥仪这才悚然心惊，起身向董玉峰深深鞠了一躬。这是溥仪第一次向一位平民鞠躬。

　　可是，意识到问题，并不等于主动交代罪行。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成立，对战犯进行侦讯。溥仪很紧张，觉得自己罪行太重，难逃严惩，总想能瞒一点是一点。“他常常东听听、西看看，很注意观察别人怎样交代，时而悄悄记下点什么。他最担心深知其底细的家族成员揭他盖子；也想说几条不疼不痒的，却又苦于所知甚少。”管教员李福生事后回忆。

　　心理防线是一点一点突破的。管理所让溥仪参加日本战犯学习会。会上，他亲耳听到日本战犯供述在东北犯下的累累罪行。接着，管理所又把东北人民的控诉检举材料拿给他看，一个个血淋淋的事例刺激着他。再后来，溥仪的家族成员也开始揭发他试图隐瞒的与日本人交往的事实。至此，溥仪觉得无法再瞒下去，开始彻底交代。李伟说：“溥仪写的认罪补充材料比认罪材料多。这就是因为他刚开始避重就轻，思想转变之后，补充材料就写得特别多。临释放之前，他想起来什么事，还写呢。”

　　1955年，一份《侦讯爱新觉罗·溥仪的总结意见书》摆在了溥仪面前，列出了五大罪状：一、勾结日寇阴谋复辟满清封建王朝统治；二、背叛祖国充当“皇帝”，与敌签订卖国条约；三、甘心奉行日寇意旨，亲手“裁可”各种政策、法令，危害人民；四、参加国际反共协定，支援侵略战争，反对和平；五、烧毁证据，企图潜逃日本。溥仪仔细看过后，写下：“总结意见书经我看过，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故我应负上述的全部罪恶责任。”

　　1956年7月2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溥仪出现在证人席上。“我今天在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在我们祖国人民面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他的辅佐者古海忠之操纵伪满政权、奴役我国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10年前，溥仪也曾出现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但那次，他为给自己脱罪，把自己完全描述成一个受害者，没有充分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这一次，他不再隐瞒，证词很有说服力。”王庆祥说。溥仪出庭后很激动：“我虽是一个中国人，但我从没做过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情。现在，我终于对祖国、对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我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后来，溥仪作为学习典型，给国民党战犯做报告。原国民政府军统上校关梦龄回忆：“能把溥仪改造到这种程度，由他亲口说出认罪的话，真是共产党改造人类、改造战犯的卓著成绩。改造皇帝，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过去没有人改造皇帝，今后呢？没有皇帝便用不着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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