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金台头条 > 正文
两国愿景是否冲突的问题
“伊斯兰国”崛起、乌克兰危机以及南海争端等一系列重大热点，使各国深切感受到既有国际秩序的“松动”。而美国在贸易、投资及网络、外空等诸多领域重塑国际规则的种种努力，以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与“金砖行”、设立“丝路基金”的种种努力，又让各国普遍认为，中美两国似乎都在按自己的愿景重塑国际秩序。人们不禁要问：中美两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愿景是彼此协调的还是相互矛盾的？这个问题极为重大。
就此，美方或许很想知道，“两个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内政语境下的目标，对于未来的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而言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眼中，当中国实现复兴时，国际秩序是什么样子，同当前国际秩序有多大差别，届时的中美两国将如何摆放？中国目前对国际规则的总体接受，是长远战略，还是权宜之计？
同时，中方也很想知道，奥巴马说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可理解为美国版“百年目标”），这种“领导”将以何种方式实现？是单边主义高高在上的领导，是依托于同盟体系的领导，是依托于大国共治的领导，还是依托于多边机制的领导？美国当前所认可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秩序”还是“冷战后秩序”？
双方国际秩序观的差异问题，或许有些敏感和抽象，却无论如何绕不开。对此，两国不仅要自己把问题想清楚，而且更有必要加强相互沟通；即便两国愿景确有矛盾之处，也应心平气和地各自调整和相互适应。
两国关系中的“内政因素”
美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十分剧烈。金融危机暴露并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经济空心化、政治极化、社会分化问题，美国正面临严峻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美国将不得不经历深刻而艰巨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历程：
经济层面，大力调整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抑制过度金融化，实现再工业化；政治层面，打破利益固化，重建政治共识，恢复两党之间、府会之间以及朝野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扭转体制僵化的不利局面；社会层面，重建中产阶级，缩小贫富分化，提升社会整体竞争力。毫无疑问，这些内政改革是异常艰难的。在权力分立体制下，美国内部改革期间出现的种种矛盾较量，都可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当然也会影响到对华政策。
中国内部的变化更加深刻全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体国民的艰苦奋斗，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面貌，开启波澜壮阔的加速复兴历程。这期间，中国的贸易、投资环境会发生变化，社会的消费结构、消费能力会发生变化，国民心态也会变化。
总之，中国在深刻变化，美国在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展开的时空环境在深刻变化，这是中美关系几十年历史中绝无仅有的。既要多做换位思考，充分理解对方的不易，也要多做预先管理，防止内政因素的不必要干扰，更要善于把握机遇，充分挖掘和利用两国内政变化带来的新合作点。
两国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两国关系从不拘泥于双边层面，总是时刻牵涉“第三方因素”。冷战期间，苏联曾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第三方因素”；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以来，在反恐、防扩成为国际热点的背景下，朝鲜、伊朗、阿富汗、苏丹、巴基斯坦也一度成为牵动中美关系的“第三方”。中美两国通过在“第三方”问题上化异求同，维护和推动了地区和平，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夯实了中美关系战略稳定的基础。
但近几年来，随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重心日益重合于亚太，两国关系中出现了诸如日本、菲律宾、越南等新的“第三方因素”，其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比以往更重，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却逐步转向消极，成为中美之间误解和矛盾加深的重要来源。甚至出现这样的观点，认为美国目前正在利用这些第三方作为“代理人”牵制中国，而中国则通过拉拢或打压这些“代理人”来分化美国的安全合作体系。
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中美在这些新的“第三方”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到底有多大？这些第三方因素是否注定成为中美矛盾冲突的新来源？中美能否像以往那样，就第三方因素开展合作？这种合作若不是以“两国集团”（G2）的形式出现，那么将是怎样的形式？由于历史上不乏两个大国被第三方拖入战争的具体案例，因而两国都需要审慎地评估“第三方因素”的作用，并拿出切实方案，防止被第三方因素牵着鼻子走。
责编：邢若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