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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7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来自妇产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的56位白衣天使填写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图/CFP
再履新职
“请为捐献器官的逝者默哀一分钟。”听到黄洁夫的倡议后，广州中山大学礼堂的灯光被调暗了，参加中国OPO联盟（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器官捐献国际合作论坛的与会者纷纷起立，默哀一分钟。
在默哀者中，有一部分教授、专家，他们分别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植协会、国际器官捐献协会等国际组织。黄洁夫说：“他们专程跑来参加会议，是对中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的高度认可。这也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以无可争辩的伦理方式登上世界移植舞台。”
在大会上作报告时，黄洁夫说：“在向国际同仁汲取经验的同时，要通过中国器官捐献试点，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体系，而不是照搬。”
此外，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也在会上正式发布。这是继继OPO组织、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之后，我国器官捐献体系向规范化、法制化、阳光化再迈进了一步。
正如黄洁夫所言，于2013年正式确立的公民器官捐献试点，经过近3年积累，为制定《中国器官捐献指南》提供了经验。
以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断标准为例，在我国实行人体器官捐献的试点中，“心死亡”和“脑死亡”标准可以同时存在，即民众可以自主自愿选择死亡标准，而法制管理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换言之，在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捐献”、“心死亡捐献”的基础上，中国又增加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
黄洁夫说，这样既增加了符合捐献的死亡人群，也兼备国际标准的好处，同时避免我们文化认同上的误区，并使捐献程序合规合法。
目前，退下来的黄洁夫还有一项职务：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1995年在湖北成立，是个民间机构。2013年，黄洁夫携同事接手时，因没有通过民政部审核，该基金会一度停办。
“黄部长给我们的指导原则是，要与往届基金会在经济上切割，重新设立一个公开、透明、阳光的基金会。”基金会秘书长刘秀琴说，只要是可以推动器官自愿捐献事业发展的方法，他就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打破常规，探索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新方式。
要公开、透明人家才会信任，才有人捐钱。继李嘉诚向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捐助800万种子基金后，霍英东基金也与其达成捐助意向。
黄洁夫强调，内地器官捐献事业才刚起步，像新生婴儿一样需要成长时间，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展现我国“舍己救人”的传统美德。（《民生周刊》记者：王丽、崔靖芳）
责编：邢若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