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如何让闻一多放下成见？

　　与朱自清磨合

　　1945年， 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从左至右）在昆明。

　　在多年前纪念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我把闻一多和朱自清称作清华中文系的双子星座。由于毛泽东说我们要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所以人们都认为两人关系密切。这话原本不错，不过，由于性格关系，两人之间也有一段磨合的过程。

　　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任教授。9月8日，开学的第二天，闻一多初次与朱自清见面，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同事论学。朱自清长闻一多1岁，1925年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他经俞平伯、胡适推荐，到校任教授，1932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

　　在北平和昆明，两人的交往主要在教学和工作方面，由于闻一多性格耿直，有时爱自做主张，不免引起朱自清的不快。1939年5月初，在聘请中文系教授一事上，闻一多觉得拟聘对象有些保守，主张系里不妨保留几个空额。朱自清不反对这种做法，但觉得自己是系主任，应该事前和自己交换意见。朱自清5月4日的日记记录了这段：“我坦率地要求他若有什么主张，首先应与我商量，他对我表示抱歉并赞赏我的意见。”不过，这件事仍然让朱自清心里放不下，这个月19日，他和罗常培、杨振声商谈大一国文事时，还说到此事，日记中甚至说让自己觉得学术地位“低得可怜”。

　　1940年秋，因朱自清休假，闻一多代理中文系主任。

　　他们二人关系真正密切起来，是在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时候。1941年7月，清华大学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最先恢复的是中国文学部，部主任依例由中文系主任担任，这副担子自然落在闻一多身上。

　　中国文学部的地点在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17号，这是所刚刚盖好的小院，上下两层楼，闻一多全家住在院落右侧厢房，没有家眷的清华同仁浦江清、许维遹等住在厢房左侧。清华中文系搬到昆明的图书集中在二楼正中的大房间，季镇淮、施子愉、王瑶等研究生为了写论文，也曾在这里住过。朱自清的家眷远在成都，所以他后来也搬了进来。司家营17号可以说是清华中文系共同的“家”。

　　在司家营17号，闻一多写了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说起这篇文章就不能不说到朱自清。1943年8月，朱自清从成都休假归来，带了一本诗集，因闻一多正在与西南联大新聘的英籍教授罗伯特·白英合作编译《中国诗选》，朱自清便把诗集给闻一多看。闻一多一看，心里一惊，诗集里的《自由，向我们来了》 《五个在商议》 《给饲养员》 《多一些》《晋察冀向你笑着》 《人民底舞》让他眼睛一亮。闻一多过去很少读这类诗歌，甚至认为这类诗算不得是诗，但细细看下去，那些充满活力的街头诗句句有强烈的生命。

　　于是，开学后的第一堂“唐诗”课上，闻一多没有讲唐诗，反倒介绍起田间的诗来。他说：“抗战6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我想诸位不要有成见，成见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诸位想想我以前写的是什么诗，要有成见就应该是我。”末了，闻一多强调：“田间实在是这鼓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这时代的鼓的声音。”

　　闻一多讲课本来就颇精彩，这堂课更是这样，一位同学曾写了篇文章记录感想，张贴在西南联大“文艺”壁报第三期上，1943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以《听鼓的诗人和擂鼓的诗人》为题刊登了这篇文章。文中说：闻一多穿着蓝色的旧长袍，手里轻轻拍着田间的诗的抄本。他精湛独特的见解，清脆爽朗的国语，触动了听课的学生。过路的人也被这洪亮的声音吸引住，窗外的旁听者越挤越多，大家感到闻一多的长髯像过了强电流的铁丝一样弹动着，眼睛也像出现了“放电现象”。

　　那天课后，大家怂恿闻一多把课上讲的内容写下来，恰《生活导报》准备出版周年纪念刊，编辑傅欣来约稿，闻一多爽快地答应下来，这就是《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很长时间以来，闻一多总是被人认为是新月派文人，正是这篇文章，不仅开始改变了人们的印象，也是闻一多思想转变开端的标志。人们不该忘记，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与朱自清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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