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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台湾台北万华， 风尘女子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晚5时30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新任市长聂荣臻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当晚6时整，行动指挥部分别命令妓院老板和领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实施拘留。晚7时，2400名干部战士分赴指定地点，晚8时工作组进入妓院宣布封闭令，并对妓女进行集中。在组织妓女上车，监督账房清点财产并登记造册后，全市237家妓院被封闭。整个行动直到22日凌晨5时全部结束。1303名妓女被运往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所。
此后，这种封闭妓院的北京方式被其他城市所效仿。情况更为复杂的上海到1951年11月中旬，市委也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此后又对数量更为庞大的暗娼统一行动，也逐步解决了娼妓问题。
虽然封闭妓院的工作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接下来如何对妓女进行改造，才是摆在教养员面前的真正难题。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大规模地改造妓女，对新生的人民政府来说并非易事。建国初，因人手有限，上海无法立即解决妓院问题，受到有些人的质问，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的曹漫之回答说：“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收容？收容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妓女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写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妓女的改造”。
1948年，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他职业来说，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若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会考虑洗手不干。建国后，许多妓女都对共产党有误解，她们甚至相信谣言，“据说要被剃光头送到东北去劳教”、“共产党啊那还不是要共产共妻”。对很多习惯了纸醉金迷生活的妓女们来说，接受改造也是极不情愿，认为“我这样的人改造了能有什么用?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这也决定了妓女改造开始不会顺利。封闭妓院后，据曹漫之回忆：“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进入教养所也是哭个不停，“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曹后来找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开始哭的时候，是给你们施加压力，后来是真哭了，当时不知道把我们弄到哪里，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我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是来救她们的。”
之后，确实有人来抽血，一些妓女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又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又回来了，对她们说：“你患有性病，从现在起住院治疗”，原来这是在为她们进行体检。至此，她们才相信共产党是真要救她们。
据《1950年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检查后发现，在全体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了96.6%，没病的只有44个人。”在上海，被检查的妓女中也发现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面对数目庞大、病情复杂的患病团体，专家们制定了详尽的治疗方案。治疗过程中，仅油剂盘尼西林就注射了13000多针。当时全部40亿单位量都是进口的。再加上其他各类药物，花费1亿多元。若以小米折算，1亿元的医药费折合小米十一万六千八百零三斤。上海市市长陈毅表示：“不管花多少钱，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
与治疗生理上的创痛相比，更难改造的还是她们的心理。对于那些管理干部，那些妓女开始时甚至有点“瞧不起她们”，据一位曾经参加过改造的妓女回忆，她们当时认为“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责编：邢若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