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误解了这个时代的“成功”？

　　非常相似地，人们对比尔·盖茨和后来中国的IT精英如张朝阳、李彦宏、马云等人的赞扬，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聚焦于奇迹，而忽略了背后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元素。先前对“第三次浪潮”的现代主义理解，认为其只能来自理性思考、技术知识、政府远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贡献，现在都转变成另外一种视野，即反正统文化的个体去自由地、开玩笑式地、无目的地思考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触动消费者的情感机制而在自由市场上获得成功。在新的话语体系中，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是极客们而不是正规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是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管理，成就了激动人心的信息时代的繁荣。

　　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想象，在它的视野中，创业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的关键所在，政府的干预并没有鼓励创新，而是极大地限制了创新。这样一种观念在对互联网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以及信息产业的产品与市场增长的大肆颂扬中，得到了最显著的表达。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从谈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话语中逐渐退却，而硅谷作为新经济的起点成了传媒再现中的圣地。

　　这个时代的新圣经是一些类似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失控》（Out of Control）等书籍。

　　由于新一代的未来主义作品通常是由那些熟悉信息产业的商业化面向的人所著，他们通常会从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个人化的需求和便捷性的视角描述一些可能的技术进步，以及它们带来的收益。在互联网创业的时代，未来主义话语成为了一种创造心甘情愿、甚至是急不可耐的消费者的宣传手段。这些书中呈现给广大读者的神奇景象及可能性与企业的研发设计高度互动与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技术预测与产品促销区分开，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关信息社会的想象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这是一个由企业家和自由市场，而不是工程师、大学或公共部门，来带头创造新的想法并推动信息社会向前发展的世界。那种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引擎，最聪明的人集中于此并投身科技的现代主义理想被默默地掩埋，因为在新的成功学叙事中，英雄们通常从大学辍学了，并且对正规教育没有兴趣。在中国，大众传媒所认可与推崇的互联网英雄开始从科学家、工程师转向了一些有奇特思想和强烈个性的大学毕业生，然后又迅速转向了有钱人——投资互联网新经济的风险投资家们，也就是从钱学森、维纳，转向了比尔·盖茨，最后聚焦于巴菲特。最终，那种能够吸引眼球、俘获民众对于新经济的想象力的，是那些懂得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和绕过现有问题的人，而不是开发技术、提供愿景以解决特定问题的那个群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人类的想象力塑造了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模式，而不是相反。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试图垄断我们对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的视野与想象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回顾历史，认识到今天成就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还需要超越仅仅将人看做孤立的经济人，将市场关系看做所有人类可能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思维方式，将社会看做是不同的主体、文化、阶层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共同体，将技术看做是提供公共服务、推进共识与互助，而不仅仅是个体满足以及与他人竞争的商品与工具。（作者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吴靖；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副教授云国强）（本文节选自《未来信息社会向何处去》，文章有删节）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