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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强谏得罪一批邪佞之人，甚至受到了不少人的污蔑和栽赃
当然，大凡直言强谏的大臣，一定会得罪一批邪佞之人，比如这次敦促真宗亲征，就把王钦若得罪苦了。没过多久，王钦若便在真宗面前诋毁寇准，他问真宗：“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真宗答道：“那是当然。”王钦若接着道：“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却认为寇准立下大功，实在可惜。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而澶渊之盟是典型的城下之盟。陛下听说过赌博之事吗？赌徒把所有钱都拿出来一博输赢，叫做‘孤注’。陛下现在成了寇准的孤注，太危险了。”
缺乏独立思考的真宗被王钦若忽悠住了，从此以后对寇准渐渐疏远，转而相信王钦若、丁谓等佞臣。但这并没有改变寇准忠荩许国之心。《宋史》本传说，真宗晚年患了中风，朝廷大政都握在刘后手中。寇准很着急，寻个机会对真宗说：“陛下应尽快将皇权交给太子（即后来的仁宗），拣择方正大臣为其羽翼。丁谓、钱惟演都是邪佞小人，绝不能再让他们辅佐少主。”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圣旨让太子监国，并由杨亿辅政。谁知此谋泄露，丁谓抢先一步将寇准的计划击碎，并与刘后合谋，将寇准贬为道州司马，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最终死在那里。
寇准以刚直敢谏赢得了美誉，同样以刚直敢谏断送了自己。他死后一段时期内受到不少人的污蔑和栽赃，甚至连国史中的形象都充满污点。欧阳修《归田录》说，邓州花蜡很有名，相传为寇准发明。寇准“早贵豪侈”，夜宴宾客从不点油灯，而是点价格昂贵的花烛，甚至连厕所、马厩里都彻夜点烛。“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凝地，往往成堆”。事实究竟如何呢？且看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的记载：“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处士魏野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洎准南迁，时北使至，内宴，宰执预焉。使者历视诸相，语译导者曰：‘孰是无地起楼台相公？’毕坐无答者。”意思是说寇准身居高位三十年，从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府第。贬官后，辽使到汴京，朝廷赐宴，宰辅作陪。辽使瞅着一个个宰臣问翻译：“在座哪位是‘无地起楼台’相公？”问得满座大臣都无比尴尬，缄默不语。这是何等绝妙的讽刺！一个大臣敢直谏犯上，除了性格使然外，他一定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廉洁的作风，即人们常说的“无欲则刚”，也即包拯所说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那些嗜财如命的贪官，怎么可能去犯颜直谏？寇准夫人宋氏是太祖赵匡胤宋皇后的妹妹，够高贵了吧？如果他想“为身谋”，岂不是轻而易举？但他想的都是如何忠君爱国，如何建功立业，那些鼠窃狗偷的猥琐勾当，他历来嗤之以鼻。《宋大诏令集》卷五一《寇准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恩制》中评价他“谠议嘉谟，清规直道。冠于当代，休有令闻”；孙抃所作《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说他“刚严俊明，笃厚且直。非义不蹈，非忠不迪”；仁宗加其谥号为“忠愍”、亲书墓碑之额为“旌忠”，这才是真实的寇准。
公道自在民间，寇准受到百姓歌颂
应该说，太宗、真宗能有限度地容忍寇准直言犯上，已属难能可贵。在对待寇准直谏的问题上，太宗显得颇为作秀，真宗更多的是出于无奈，严格说都不是发自肺腑的虚怀纳谏，倒是一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对寇准更为理解。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十载，大中祥符末年，首相王旦患了重病，真宗问他：“王爱卿病成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朕该把天下交付给谁？”再三追问，王旦始终不答。真宗举出名臣张咏、马亮，王旦都保持沉默。真宗不得已说道：“王爱卿不必顾虑，尽管直说。”王旦这才答道：“以臣之愚见，莫若寇准。”真宗连连摇头说：“寇准性格刚褊，更思其他。”王旦道：“他人，臣所不知也。”在王旦心目中，能够力挽狂澜保全大宋的只有寇准一人。
其实从古到今，谁是好人谁是奸佞，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权臣可以改写史书，但永远改变不了历史的真实。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说：“寇准在相位，以纯亮得天下之心；丁谓作相，专邪黩货，为天下所愤。民间歌之曰：‘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及相继贬斥，民间多图二人形貌对张于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虽轻眇顽冥少年无赖者，亦皆口陈手指，颂寇而诟丁，若己之恩仇者，况耆旧有识者哉？”我们把这段话疏解一番，意思是寇准当丞相，以纯粹亮直得天下人之心；丁谓当丞相，思虑奸邪贪得无厌，天下人无不恨之入骨。民间歌谣唱道：“想要日子好咱得找寇老，想要世道宁必须除去丁。”其后二人相继贬斥，民间多处都画有二人的形貌，酒肆里也常能看见。连那些顽皮不成器的无赖少年都指指戳戳，歌颂寇准而詈骂丁谓，何况是老成之人呢。用现在的话说，这叫做公道自在民间。
（作者李之亮 为江苏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长篇历史小说《赵宋王朝》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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