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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以非凡的胆略和坚定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入敌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将敌人后方变成抗日前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日益发展壮大及其英勇作战，给日本侵略者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敌后战场也由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为支撑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一、敌后战场的开辟，奠定了中国抗战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为迅速扭转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并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起着主战场的作用，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凭借强大的武力一举灭亡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当时掌握着国家机器和全国绝大部分资源，国民党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对日作战比较积极，担负了抵抗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要兵力，正面战场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但由于国民党推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没能给日军以更有力的打击，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战局日益恶化。在此情况下，如何迟滞和阻止敌人的战略进攻，稳定战局，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纯依靠正面防御，是很难阻止日军进攻步伐的。而到敌后作战，开辟敌后战场，一方面可以收复一部分失地，缩小敌占区，威胁日军后方安全，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能够发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有开展游击战争丰富经验的优势和特长，有利于在钳制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逐渐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是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争取战争主动权的最佳方法。基于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做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决定，并提出创造根据地、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身及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的基本任务。可以说，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战争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战略决策。根据这一战略决策，抗日战场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即敌人向正面战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却向敌后挺进。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华北采取先山区后平原的战略步骤，逐步向敌后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新四军展开于大江南北，初创了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进行战役战斗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也由改编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这样，中国共产党就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并将敌人占领区变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打击敌人的新的战场——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分散和削弱了侵华日军的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而且迅速填补了因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留下的空白，压缩了敌占区的范围，使日军既无法实现“面”的占领，也不能在其占领区内“安享其成”，实现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特殊形态，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迫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局面，成为日军在侵占武汉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这场战争就脱离了日军追求的速决战方向，进入了中国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并最终决定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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