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事件带给我家的不太平经历

　　难民家属坚持要留在我家里。我家是一幢别墅，坐落在泰兴路的张园内，靠近南京西路。难民家属吃、住都在一楼和二楼朝西的房中。十多天的谈判中，父亲委托舅舅苏独梅找一家小旅馆，留作后用，舅舅自己掏钱给我们在淡水路兴业路口的大成旅社里租下一间房间，我们全家后来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番，打算变卖一切家产来解决赔偿费用。统计清楚赔偿人数后，我父母把难民家属代表请到自己房间。难民家属走进房间后，大吃一惊，因为我父母将全部家产放在桌上，房产证、俗称“大黄鱼”（10两重的金条）5根，“小黄鱼”（1两重的金条）80根，首饰、包括红木家具在内所有家具的记录情况，一辆小汽车的车牌号，床上堆着所有衣服、棉被；床边堆着大量箱子，各房间的桌椅及沙发全部放在原地。

　　父亲说：“这些家产变卖后，基本上够了，加上公司账上的一些钱，可以凑足赔偿金，现在请你们见证一下，由我和你们一起变卖，钱由你们收下，分发给每位家属，将收条给我。”由于台湾的难民家属已返台，赔偿协议基本上落实了。就协议讲，赔偿金额将近80%。后来父亲知道，台湾的难民家属，由周曹裔将两艘轮船抵押给国民党政府后做了赔偿，因此，赔偿工作基本结束。

　　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员

　　我们家的变卖财产金额将近2亿元。难民家属接受父亲安排后，也同意父亲先发工资给我家的保姆和司机。我们全家净身出户，舅舅帮我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夜，父亲邀请舅舅到我们住的大成旅社，二人彻夜长谈，父亲讲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父亲周庆云1924年初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上半年，他接受共产党宁波地区组织的委派，与另外三人一起主持宁波地区店员公会，积极宣传共产党政策。1924年下半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宁波地委的候补委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父亲被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大区共产党领导人赵世炎身边任秘书兼会计。在复杂斗争岁月，父亲多次在赵世炎引领下，去周恩来办公地点汇报工作。1927年7月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父亲和赵世炎一起被捕，后来赵世炎被秘密杀害，父亲被判刑12年。两年后，经宁波商人们保释和大律师愈慧殊的帮助下，父亲在宣布脱党后，出狱获释。解放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兼秘书长的史永同志说，父亲出狱后还帮助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父亲出狱后去了统税局工作，后来遇到也曾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周曹裔，便辞职和他一起合办茶叶公司，继而又一起筹建中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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