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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桥抗战示意图
16 日, 日军300 多人继续猛攻, 马军与日军展开肉搏, 马军伤亡极大, 仅剩 2000 余名官兵。军需、兵员急待补充， 处境极为艰难，而日军增援部队却源源而来。17 日, 万余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 向坚守三间房的马军阵地发起强攻, 战斗呈白热化。在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的情况下, 守军不得不且战且退。19 日上午，日军集中主力直扑齐齐哈尔，黑龙江守军拼死抵抗，终因双方力量太过悬殊，弹尽粮绝，被迫退出省城，江桥抗战至此结束。
这次战斗，日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受到的重挫。
11月19 日马占山率部退出齐齐哈尔，23 日马占山等到达海伦，成立黑龙江省抗战政府，宣布继续抗战。
全国人民为马占山喝彩
江桥之役因双方实力悬殊最后以战败告终。但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的影响却是空前的。一时间，国人反响强烈，给抗战以高度的评价，马占山更是一跃成为30年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驰名中外的抗日英雄，被视为将士之楷模，国民之表率。
在头15个月，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国人很少知道在荒沙千里之外有位马占山。自从江桥战后，他的声誉立刻响动大江南北。
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陶行知先生还特意创作了《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诗中盛赞马占山：“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上海音乐家协会也专门为黑龙江守军谱写了《马家军之歌》。马占山的名字，随着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
上海福昌烟草公司抓住机遇,生产出“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爱国民众已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为民族争光。”
马占山牌香烟广告
民间支持马占山的呼声也非常的高。1931年12月，救国会常委赴重庆汉口长沙、九江、安庆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工作。期间“有万县苦工某汇洋1元，自云每月工资仅得2元，愿以半数为马公助捐。还有无名氏者自携金链子一条，交中国银行，请代售若干以助马救国会。”
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对马占山将军的拥戴和全力支持，也成为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战的极大动力。
抗战名将居然倒戈日本？
尽管日军取得胜利,但马占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还相当雄厚,加上全国民众的声援,士兵斗志正旺。因此要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并非轻而易举。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已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政府深怕“三国干涉还辽”的旧剧重演,日本关东军改变策略,对马占山采取了积极的诱降政策。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决定亲自出马，对马占山进行诱降。12月6日，日方指令张景惠等打电话给马占山，告知板垣要亲自前去会谈。马占山在电话中明确拒绝，并警告称：“黑东民气甚盛，日军官切勿前来，否则发生意外不负责任。”并强调现在“无有直接交涉的必要”，也“无须彼此会谈”。板垣接过听筒，虽作百般解释，“马占山却置之不理，挂上听筒而去。”
日寇几次向马占山诱降，均未达到目的。12月7日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率领顾问，哈尔滨特务机关等成员及日、英、法、德等国记者一行，在汉奸赵仲仁的导引下，不顾马占山的反对，强行过江会谈。
马占山见事已至此，只好见机行事。直到午夜十二时，才接见这一行人等。日方许诺，以张景惠氏为省主席,马氏作为黑龙江军总司令,司兵马之权,辅佐张氏以谋求商民之幸福,并予以财政方面的援助。
马占山则表示：“现在退军至此,亦说明并无战意……将来与贵军合作,导商民于幸福,乃吾所愿……张长官如到达齐齐哈尔,则江省必将趋于稳定。本人已派出代表正与张长官交涉中……”
但当提出签订交换协议书时,马占山拒绝了，并称：“本人亦乃军人、男子汉,一旦口头承认,必定实行。”板垣参谋团见他有为难和不快之色,故也没有再坚持。为慎重起见,将记录又朗读一遍,双方欢呼握手。之后,马占山回公馆，就地安歇。
当时，马占山部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是日伪军的飞机、大炮的军事围攻和威胁；另一方面，外面谣传马占山已经和日寇同流合污，部队内部人心涣散，加之张景惠等人又来频频诱降，马占山进退两难。
1932 年 2 月 6 日，马占山接受张景惠的劝说，响应臧式仪的“联省自治”号召，16日到沈阳参加“四巨头会议”（四巨头即马占山、张景惠、熙洽、臧式仪）。其实会议并没有讨论联省自治问题，而是通过了所谓的“新国家”建设大纲。期间，马占山以头疼为名，没有参加起草所谓的“独立宣言”和签字。18日，他返回海伦，24 日就任伪省长，3 月 9 日参加伪满洲国成立典礼，被告委任为伪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长。
一时间，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之前还积极抗日的一代爱国将军怎么就忽然没了骨气转眼降日了！
就这件事，迄今为止各界还说法不一，有人说马占山只是假意投降以争取时间，有人说确实是马占山屈从了日本。
和日本人周旋
其实，日方对马占山也并不信任,但为拉拢马占山入伙,又不得不委以重任。日本曾发出公函，要求马占山对黑龙江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做主，必须取得顾问同意，方可实行，欲使马占山处于严厉控制之下。日本村田被指定为马占山的顾问，政治上，事无巨细，一律通过顾问准许方可生效，马占山的一举一动都受其监视。军事上，日军企图翦除马占山的实力，对马占山整顿部队也横加干涉，甚至一个未入流的日本准尉军官，都可以随意出入军政署，要马占山接见。
经济上，日军千方百计，企图通过条约，进行明目张胆的经济掠夺。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通过伪省府顾问村田懿磨，迫使马占山接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一手炮制的《黑龙江省官银号复业资金借款合同》，并要求他签字生效。
合同中强行规定：“会社借给省政府日金三百万元，作为官银号复业资金”，“年利为七厘五”，即每百元五角钱利息，并以“呼海铁路”为担保。可以说这是一项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卖国协定。另外还迫使马占山在日人炮制的《呼海铁路经营合同》上签字。合同上明文规定：“省政府将经营呼海铁路一事宜委托会社”。马对此既不表示公开反对，又不立即回答，而是和其他事务一样，拒不签字。他仍百般克制自己，等待时机，准备出走。
再拉抗日大旗
3月中旬，马占山的前部下韩立如悄悄潜回齐齐哈尔，他告诉马占山：国联调查团即将来东北调查。马占山听到这一消息极为兴奋,他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率部出走。3月末，马占山抓住国联调查团欲到东北的时机，一面调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一面秘密布置军事行动。
3月31日夜晚，马占山将所有黑龙江省盐款一千四百万元，呼海铁路借款金票七百万元，收税款三百万元一并提出，并调集军用汽车十二辆、轿车六辆，将重要物资和军马三百匹悄悄运出。
4月1日凌晨，马占山率官兵二百余人携带着两署关防印信、重要文件、军饷等重要物资出走，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7日他抵达黑河，通电反正，重新组建黑龙江省政府和军署机关。他随即联合吉林的李杜、丁超和海拉尔的苏炳文，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军，设总司令部于哈尔滨，自任总司令。马占山又传令各县组织义勇军，集中于黑龙江东部各县配合作战。总观1932年夏秋之际，由马占山指挥的抗日部队和群众共约10万人。
1932年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开会讨论李顿的调查报告时，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这样感慨:“如果没有东北的直接抗战，在国联大会上简直没有话可说。”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占山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在山西省同八路军合作抗日。上海、太原失守后，日军开始向中国内地大举进犯。
1937年10月，绥、包沦陷后，黄河北岸全部被敌伪控制。在日寇操纵下，以德王与李守信为头目的伪蒙疆政府派遣间谍四处活动，勾引、胁迫上层分子卖身投敌。黄河南岸伊克昭盟各旗的王公贵族蠢蠢欲动，伺机投日。有的已屈节趋附、引狼入室。保卫伊盟，可谓迫在眉睫。马占山得知消息后，迅速率军东北挺进军进驻伊盟，并成功挫败日本人策划成立伪蒙帝国及大回帝国的阴谋。
在1937年至1943年的七年中，马占山与日伪的战斗共计数十回，这使日本侵略者无法立足。期间，马占山运用马贼时代积累的游击战术，屡屡出奇制胜，在日军官兵中获得了“东洋的拿破仑”的别名。挺进军也成为护卫中国大西北的一道屏障。如果没有挺进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将日本侵略军遏制在黄河岸边，西北战局未必如此。
正如马将军在碑记中所言：“曩使艰危之际，本军将士而不能奋死决斗，则所陷各县未必能复，伊盟七旗未必能保。藩篱尽撤且将影响于西北全局”。
日本侵略者金井章次曾经在他的《满蒙行政琐谈》一书中写道:在反满抗日的领导中，现在大多数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但马占山的名字却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
责编：许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