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日本战犯“由鬼到人”

　　1984年，中归联会员为反对日本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举行抗议游行。

　　高桥哲郎向记者展示珍藏的杂志《人道与宽恕》。记者　刘军国摄

　　上世纪50年代，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图书室阅读。

编者按：抚顺战犯管理所陈列馆位于抚顺市顺城区宁远街高尔山下，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原为“辽东第三监狱”，1950年6月成为一所改造国内外战犯的监狱。这里曾关押过日本侵华战犯，国民党战犯，以及以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战犯，把他们改造教育成为新人。今日，人民日报刊发对侵华日军老兵高桥哲郎的采访文章，讲述发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故事。回忆起那段经历，高桥十分感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们才得以过上人一样的生活”，“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生活是我们曾经伤害的中国人民给予的”。

　　2010年6月20日，前日本战犯坂仓清、高桥哲郎及日方代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谢罪碑前表达对当年侵略行为的悔恨。

　　1950年至1964年，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里，982名日本战犯接受改造，中国创造了使这些日本战犯“由鬼到人”的世界奇迹。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日本后，感念于中国政府和百姓的善良与宽大，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发誓将后半生献给反战和平与日中友好。

　　“为检验训练成果，新兵要被组织到中国农村进行‘讨伐行动’，屠杀无辜民众是日本新兵训练的必备科目”

　　高桥哲郎，侵华日军老兵，1921年出生于日本宫崎县。从大阪外国语学校中文专业毕业后，高桥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并于1941年被公司派往中国山东济南。时值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下，侵华日军死伤不断，需要补充兵源。日本当时实行“征兵制”，年满20岁的男子必须接受征兵检查，只要合格就必须当兵。就这样，1944年2月，高桥在济南直接成为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的一名新兵。

　　按照规定，新兵必须接受6个月的训练与教育。高桥告诉本报记者，新兵训练非常残酷，可谓是“非人一般”。每天早上6时起床，吃饭前先做体操。吃饭、收拾行李等速度稍慢，就会遭到惩罚。此外，新兵还要接受“军国主义”洗脑教育：每天睡觉之前，要集中在一起，学习并熟记充满浓厚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军人敕谕”等内容。而为检验训练成果，新兵要被组织到中国农村进行“讨伐行动”，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这几乎是每个士兵的必经阶段。高桥说，因为自己身体虚弱，在新兵训练刚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他就转到为体弱者而设的“特别训练队”，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躲过了新兵训练的必备科目“屠杀中国无辜民众”。

　　1944年底，侵华日军开始节节败退，此前一直推行的“占领之后便杀光、烧光”的战略也难以为继。为此，侵华日军转变方针，新兵训练结束后，高桥被安排至报道班，发挥其懂中文的特长，开展“安抚”工作。当时戏剧在中国农村非常受欢迎，高桥把俘虏中会唱戏的中国人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约50人的京剧团，通过他们的演出缓解中国老百姓对侵华日军的警戒心，以此骗取他们的配合。

　　1945年7月，第五十九师团被派往朝鲜。8月15日，高桥在朝鲜的一座山上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高兴”——战争终于结束了，可以回日本与家人团聚了。

　　高桥所在的部队当年9月投降。高桥先是被送到西伯利亚过了5年战俘生活，1950年7月，依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二战战争罪犯的规定和中苏有关协定的条款，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接收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高桥就在其中。

　　“处决战犯非常容易，但改变战犯的思想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做到了。中国对战犯的改造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

　　回忆起那段经历，高桥十分感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们才得以过上人一样的生活”，“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生活是我们曾经伤害的中国人民给予的”。他说：“我们住进了温暖的房子，每天可以吃饱肚子，不用参加强制劳动，生病了有医生，还可以理发。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非常贫穷，管理我们的工作人员吃高粱饭，我们这些战犯却吃大米饭。”

　　尽管如此，战犯中不少人因为自知罪恶滔天，担心马上会被判死刑，中国政府对他们越好，他们反而认为中国没安好心，不仅不配合改造工作，反而给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出难题。高桥说，可是，中国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诚意以待，面对我们提出的任何困难与问题，都会及时给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国政府还通过细致耐心的教育，逐渐改变这些战犯的思想，使他们坦诚面对过去的罪行。很多战犯在管理所通过互帮互学，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例如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关于日中两国战争本质的论述等书籍。他们一边进行理论学习，一边结合自身的社会经历，对日本的劳动状况、军队生活的矛盾等问题进行讨论，加深认识。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大一样，然而4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少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等都慢慢改变。很多战犯克服了“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以及“不说也可能不会被暴露”的侥幸心理，开始积极坦诚地供认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最终，45名前高级军官战犯在供述书中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详细叙述，其他战犯则通过手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日军在中国的众多罪行。不少战犯回到日本后还将自己的手记出版。例如有一本叫《三光》的书，就是对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日军在华罪行的忠实记载。这些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的真诚对待，我们就不会信赖他们，更不会有我们的自我反省。”高桥一再强调，中国既没有强迫他们供认，又没有进行诱导询问。在此期间，工作人员经常对他们说，只有认真认罪并进行反省，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但同时还强调，“一定要基于历史事实进行坦白，既不要过大，也不要过小”。虽然对战争期间日军所犯罪行收集物证非常困难，但中方没有仅凭口证就定罪，还是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去收集被害者的证言、照片等证据。

　　在不断地学习中，高桥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穿着军靴、拿着枪，“在中国的领土上为侵华日军服役”这一事实无法抹煞，所参加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恶本质无法改变，因此必须向中国人民坦诚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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