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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大师生共甘苦，把一生献给清华
人物简介：
梅贻琦，生于1889年，卒于1962年。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期间主管联大校务。
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后排左起：梅贻琦、
韩咏华、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我的小女儿也没考上联大”
按常理，一个学校中都有不少人争着做校长，何况是3个学校。原先的三位校长中，论资历论年龄，梅贻琦都排在最末，但他却把这校长做得稳稳当当、妥妥帖帖。在一次大会上，蒋梦麟把自己的表交给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梅贻琦作为“代表”，把西南联大办得风生水起。
那时日子非常苦，要跑警报，还要饿肚子——甚至堂堂校长夫人、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卖自己做的“定胜糕”。梅贻琦经常在校办公，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跑警报。警报一响，不少人跑得都找不着北，但梅校长却永远是那样绅士，那样从容不迫。
一次，梅贻琦的弟弟出国前到昆明看他，发现兄长的住处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闷闷不乐，因为侄子梅祖彦跑警报时，把眼镜连带盒子都跑丢了。没了眼镜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没法上学。他都快要没法上学了，家里仍买不起新眼镜！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管事，说话当然就管用。但对自己的子女，他从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他的儿子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念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儿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后，有个别人上门来，为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说项。梅贻琦从来都坚持原则。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华很多同学的热烈欢迎。有一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录取到别处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渐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务非常之猖獗，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极其活跃。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费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而吴晗则被称为“吴晗托夫”。1946年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后，吴晗依旧非常积极。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国民党的大员陈某某特地从南京到北平，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领导吃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郑天挺，当然少不了清华的梅贻琦。陈某某对梅贻琦说：“你们学校的吴晗，也闹得太过分了吧，该约束约束他啦。”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说：“是该管一管了。”梅当然明白“管一管”是什么意思。他立即解释说：“吴晗只是个读书人，他并没有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
梅贻琦对所谓的“管一管”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学是最高学府，天职就是追求真理、服务祖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所私。大学理应培养建设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党派之私产。只有提倡学术自由，才能建设杰出大学。而学术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新旧左右，允许百家争鸣。只要教师不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主义，不是借学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响本职工作，他是不赞成干涉教师自由的。
当然，形势比人强。你跟政治讲理，政治不跟你讲理。他看形势有点不对了，立即让人通知吴晗：“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吴晗会意，乃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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