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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都不是“特殊人物”
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更是严格要求，决不让我们5个兄弟姐妹因为他“沾光”。
大姐伟力上小学前，父亲很严肃地把她叫到办公室，把她当成大人一样跟她谈话。他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学校跟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大哥陈元的婚礼则像是父亲婚礼的翻版。那是1972年春节，当时父亲正在江西“蹲点”，大哥带着新娘去探望父亲并举行婚礼。父亲就从住所腾出一间房做新房，还借了几床军用被子、褥子，新房唯一的装饰就是墙上贴的红双喜字。结婚那天，由于事前没有声张，大家一点都不知道。参加婚礼的客人只有6位，其中多数还是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是婚礼，其实就是一次简单的聚会。父亲说：“今天，我儿子结婚，他们新事新办，没有酒席，我只是买点烟，水果糖，大家一起玩玩。大家不会有意见吧？来，一起吃糖、抽烟、喝茶。”
妹妹伟兰1968年被分配到西藏，当时她只有18岁。有人给她出主意，说你可以让你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留在成都，别去西藏了。她回家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能给你讲这个情，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等到她离开时，父亲站在门口，让家里人都去送她。父亲心里非常难过，但还是对伟兰说，再大的困难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对于小弟陈方，父亲也是谆谆教诲。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父亲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到小弟下班回来，就把他叫进办公室，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这方面你得注意，绝对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小弟说记住了，父亲才让他回去。
我1966年从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文革”中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怀柔当小学教师，我们分配的地方有靠近县城的，也有在半山区、深山区的。我跟父亲说了，他就说你要准备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长城脚下的一个公社。
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非常想家。有一次工作日，我也没有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我，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在知道我没有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我安心教好书，育好人。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学校。后来，我又被调到公社的中学任教。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80年代中期，父亲从报纸上了解到师范学校招生难，就让秘书朱佳木同志转告有关领导，应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了我，说我过去当教师，后来上了师范大学，但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对此他是不赞成的，今后应当“归队”。朱佳木同志向我转达了父亲的意思，而我也正有此意，父亲的话让我下定决心。不久，我就回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直到退休。
父亲曾说：“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回顾父亲的一生，他可以说是问心无愧。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朱东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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