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口会战国军郝梦龄:我死国活 国活我死

　　偶遇冯玉祥，解决生计问题

　　1938年，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汉口沦陷了，我与母亲辗转到了重庆。失去父亲后，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暑假时，我们几个孩子就出去卖西瓜、茶水来赚学费。

　　一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正在散步，被我弟弟叫卖茶叶蛋的声音吸引。他就问你们是哪儿的人，姓什么？弟弟说是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姓郝。冯玉祥问道：“你们那儿有一个姓郝的，叫郝梦龄，认得吗？”弟弟说：“他是我爸爸。”冯玉祥急忙让弟弟领着来到我们家，看到屋子里只有桌子和床，十分艰苦。他就叫秘书写了个报告，后来蒋介石给我们批了两万块。每学期开学后，我们可以拿交学费的收据去向国民政府报销。就这样，我们念书的问题解决了，除了我，姐弟4人后来都读了大学。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那时高兴得不得了，心想终于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细一想，回哪去？已是无家可回。最后在重庆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坐船回到了汉口，找到父亲的一个军医部下，借给我们一间小黑屋，一家人挤在那里。

　　后来我去学校找老师，希望能讨个生路。那位老师是武汉日报的编辑，说你在家里等几天，会有人去找你。结果几天后，有个记者来到我家看了看，第二天在报上登了一篇新闻——《武汉有堂堂郝梦龄路，家人却风雨飘摇》（记者注：1946年，汉口日租界吉林路被命名为“郝梦龄路”）。市长看到后，赶紧派人给我们找了个两间房的住处。可操劳一生的母亲，却在回到武汉没多久后就去世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父亲牺牲也有78个年头了。他的5个子女中，只剩下我和妹妹，我俩年纪越大越是喜欢回忆。我们常去父亲的墓前看看，让人欣慰的是，前来祭扫的人络绎不绝。这也让我感受到，凡是为民族解放捐躯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口述/郝慧英 整理/卢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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