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沈从文与我

　　沈从文（左）与黄永玉（摄于1950年）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三十岁了。没有想像，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这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三十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其大无匹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表叔自己记性也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虽然是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抓着辫子就不放手，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笑起来说：“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莫展。

　　我说他有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我开过一项学术研究的一百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的断代信口讲出来。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四十年的小说生涯越来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从文表叔一家和我们一家在那个年代的生活，我就不想说得太多了。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两家的事。在太具体、太现实的“考验”面前，往往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抽象，只靠一点点脆弱的信念活下去，既富于哲理，也极端蒙昧。

　　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契诃夫说过写小说的极好的话：

　　“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

　　这几乎是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诀窍，也标志了文学的深广度和难度。

　　从文表叔的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有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

　　“……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跟表叔的第三次见面是最令人难忘的了。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那么彩色斑斓；谁也没有料到，而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逼人的跳跃。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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