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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是星期天，”马丁·博尔曼在日记中写道，“这已是柏林市内大火燃烧的第二天了。在4月28~29日夜晚，外国新闻社报道希姆莱已主动提出投降。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元首口述了他的政治和个人遗嘱。约德尔、希姆莱和将军们那些叛国者抛弃了我们，将我们留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大火又开始燃烧了，根据来自敌军的消息，美军部队已攻入了慕尼黑。”
希特勒，尽管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最后终于意识到一切都该结束了。实际上当元首地下避弹所上空漂浮的最后一个气球被击破后，他的保密无线电话通讯系统就已瘫痪了，因而，苏军监听站就在那天截获了元首的普通通信信号。博尔曼和克雷布斯对所有的指挥官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文：“元首希望施尔纳、温克和其他人保持一种毫不动摇的忠诚，他同时希望施尔纳和温克能够拯救他和柏林。”施尔纳陆军元帅给予了如下答复“后方区域已完全陷入混乱，平民们迫使德军很难实施作战。”最后，温克清楚地表明不要希望第12集团军会带来任何奇迹：“集团军部队已经伤亡惨重，武器严重匮乏。”
在元首地下避弹所内，即使是最忠实的人，最后也看出希特勒越是推迟自杀，死亡的人数就会越多。在希姆莱和戈林事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元首自杀前提出停火。问题在于，如果他等到俄国人来到帝国总理府前再行自杀，那么里面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
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不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陪着这些人死。当三个通信员带着希特勒最后遗嘱的副本离开后，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由于通信已经中断，他和博尔特要求准许出城加入德军部队。“将军先生，”他对克雷布斯将军说，“我不想在这儿像一只胆小的老鼠一样死去，我希望能够返回到战斗部队中去。”布雷布斯起先不同意，后来他就此事告知了布格多夫将军。布格多夫将军说，任何留在这儿的军事助手都可以离开，他的助手魏斯中校将与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和博尔特上校一同前往。
在那天中午的临时会议后，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走到了希特勒面前请求批准他出城。“你怎样出柏林?”希特勒问道。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说明了出城路线。他们将走出帝国总理府地下室，穿过柏林城区到哈弗尔河，然后在那儿可以找到一艘船。希特勒很感兴趣。“你一定要找一艘电力摩托艇，它没有噪音，可以通过俄国人的防线。”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对希特勒的过度热心有些担心。他称，他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他后来又补充说，如果有必要，他们会使用另一艘船。希特勒突然感到有些疲劳，与他们每个人轻轻握了下手然后就让他们离开了。
俄国人早已经接近了帝国总理府，这一点“诺德兰”师真是再清楚不过了。三辆T-34坦克已于前一天冲过了威廉街，最远到达了“U”形铁路站，并在那儿遭到了党卫军法国志愿者反装甲手雷人员的伏击。
4月29日拂晓，在元首地下避弹所的新婚夫妇刚休息不久，安东诺夫上校指挥的第301步兵师就发起了猛攻，两个步兵团攻击了盖世太保设在普林茨—阿尔布切街的总部。这幢建筑在2月3日的大规模空袭中已经严重损坏。203毫米重型榴弹炮部署到了前面，以便近距离炸开一个缺口，这已成为苏军此时的标准战术。两个营攻入了建筑内并插起了一面红旗。不过苏军的报道并未透露这样一个事实，那天晚上党卫军实施了反击，一阵激战后，苏军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并被迫撤退。俄国人一点儿也不清楚盖世太保拘禁在里面的犯人们是否仍然活着，事实上，里面只有七个人，他们在4月23日晚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获得了特赦。
“诺德兰”师现在由来自帝国总理府的蒙克指挥。“上级”向该师“灌输”了许多有关温克集团军进展情况和德国与盟国谈判的令人鼓舞的消息。克鲁肯贝格获得的唯一增援就是一百名老警察。人员太疲惫了，根本不关心来自帝国总理府的消息，他们甚至疲惫得懒于说话。他们面部表情空洞茫然，除非有人大力摇动他们，否则没有人能从沉梦中醒过来。他们中一个人后来写道，反坦任务，已经变成了“地狱般的噩梦”。
法国志愿者“反坦克装甲车班”在城区防御中发挥了极为有效的作用。该城区内苏军有108辆坦克被摧毁，其中的一半都是他们的杰作。营长亨利?费内特描述道，来自圣纳泽尔年龄只有17岁的罗歇使用反装甲手雷孤军作战，如同“配备步枪的单兵”。绰号“格根”的党卫军三级小队副队长欧仁?冯洛特今年20岁，曾是一名水管工。他的战果最为辉煌，摧毁了苏军八辆坦克。他在新科林时曾摧毁两辆，然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又干掉六辆。4月29日晚，克鲁肯贝格宣召他来到已经毁坏的城市地铁站。在那儿，“在发出噼噼啪啪燃烧声的蜡烛头的光亮之下”，克鲁肯贝格向他颁发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这是德军颁发的最后两枚“骑士”铁十字勋章之一，另一枚勋章的获得者是第503党卫军重型装甲营营长赫尔齐格少校。蒙克几乎在同一时间向他颁发了勋章。费内特本人和军官学员卡代?阿波洛特因每人摧毁了五辆坦克也受到了奖励。“诺德兰”师一名担任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的斯堪的那维亚人拿来了抢劫来的三瓶法国酒来为战斗英雄们庆贺。
脚部受伤的弗内特解释称，他们之所以仍在抵抗，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阻止共产主义者。”根本没有时间“上升到哲学意义思考”。普罗托波波夫是一名“白色卫队”军官，他曾参与俄国人内战，并陪同他的法国战友来到了柏林。他同样相信，姿态比结果更重要。后来，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名外国党卫军志愿者试图为战斗失败找一个理由，认为有必要为未来树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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