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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总能在第一时间察觉世界大势的变化，作出最符合新加坡利益的决断。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拒绝反“新殖民主义”的浪潮之后，新加坡又在八、九十年代抵制发展中国家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坚持做世界的自由港、东西方的桥梁，站稳了潮头，至少没有像某几个最喜欢对这个“地图上的小红点”显示轻蔑的大块头国家那样在世界级的经济、金融危机和自生的社会动荡中沉没。
新加坡是深陷大国夹缝中的小国，又处在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这就给新加坡制造了先天的安全困境，使它必须积极游走于各方之间，主动“平衡大国”，维护自己的利益。李光耀的外交极热衷于三件事：促进东盟一体化，打造可依托的地区联盟；发展与美国的准同盟伙伴关系，引入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推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加强联系，支持中国融入世界。
中美关系始终是李光耀最投入的观察点。他不认为谁能够阻挡中国崛起，“中国正以巨大规模打破平衡，世界必须用三、四十年时间建立新的平衡”，但“千万不要制造一个敌意的环境”。不过李光耀也不相信亚洲将出现中国主导的新“霸权体系”。他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美国撤出亚洲，中美关系的最可能结果是达成某种相互谅解，即便两国不能合作，也应学会共处，并给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留下生存和发展空间，“美国必须尝试与中国分享其显要地位”。
李光耀喜欢对身边国家的内部事务显示关切，原因是新加坡太容易被邻居们的家务事所波及，所以必须把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想在前。这使得他在一些国家的领导者眼中显得喋喋不休，甚至令人厌烦。不过，这些国家的领导者们心里也清楚，李光耀是最不会信口开河的那个人。
李光耀就像一座观点富矿，无论何时总能挖掘出思想的宝石，帮助人们看清变化莫测的世界。他也像面多棱镜，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折射出投向世界的光，令大国小国的领导者们在思考权力与治术时总会习惯性地拿起新加坡这块精巧“模具”各取所需。
李光耀笃信人性本恶，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拒绝深陷纯粹的西方主义或者纯粹的东方主义巢窠，把流淌在新加坡人血液中的不同文化的优秀因子与现代司法、政治制度相结合，相信“治理的艺术就是在国家权限范围内以有限资源调动社会的最大多数”，并且“不断提高服务人民的标准”，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先验意义，可以提供持久启发。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充满挑战，比如李光耀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的身体状况以及人民行动党在一些选区明显下降的得票率。但李光耀给新加坡人留下丰厚财富，最重要的是居安思危、与时俱进的国家精神，高度法治化和精英化的社会范式，小国大舞台的思维方式，以及及时察觉矛盾、解决矛盾、尽量不把矛盾留给后人的处事习惯。这些品质能够确保新加坡继续稳定发展。（晓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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