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大家去做的事情。照理说,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中国又有这么悠久而且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该有困难。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不仅有困难,并且困难还很大。虽然这些年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搭建了诸多对外传播的平台,但是在促进中国文化,包括出版、文艺作品等走出去方面,效果并不理想。”现代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臧永清委员3月1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这样表示。
臧永清分析认为,其中的原因是:经济腾飞和文化发展往往并不同步,文化发展常常要滞后于经济腾飞;另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构性较少,中国文化想要被西方接受,难度较大。
“想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是需要我们做很多艰苦的工作的。”臧永清说,我是做出版的,我就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找到有效的传播渠道。
有了好作品,通过什么平台传播出去很重要。
一方面,我建议请国际著名的版权人合作。一个优秀的版权代理人能量往往很大。首先是他在国际出版界人脉广泛,其次,他知道哪些出版机构适合做他代理的作品。中华书局的《论语心得》输出了那么多种语言的版权,跟他们找到国际著名版权代理人托比·伊迪合作密不可分。托比·伊迪在欧美出版界人脉极广,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都由他的公司代理版权;更难得的是,他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界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我建议鼓励有条件的出版机构到国外投资购买出版社。如果做到了对外出版本土化,请外国人来做中国元素的图书,他们更知道怎样以外国人愿意接受的方式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政府应该在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支持这样的做法。
二、在表达方式上要适合西方读者口味。
不要以为我们有五千年文明,我们的文化对西方读者而言必定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实,因为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让西方读者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元素的图书能够被西方读者接受,我们必须找到什么样的表达方式适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为了能找到西方读者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从作者到编辑,都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当然,如果能找到优秀的版权代理人,我们就会省很多时间,他们会帮助我们较快地找到适合西方读者的表达方式。
三、出版走出去,翻译很重要。
翻译是这些年出版走出去工作中困扰我们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出版机构为图便宜,请中国人来翻译作品,因为不是母语,中国译者翻译出来的作品语言感觉不对,外国人读起来很不习惯,这样的作品发行到国外,根本得不到读者的认可。因此,我们要鼓励多请母语译者来翻译走出去作品。我建议相关机构设立类似西班牙塞万提斯奖这样的奖项,奖励那些帮助我们传播中华文化的优秀汉学家。
臧永清说,上面我谈的是中国出版走向西方国家的建议。其实,我认为中国出版走向周边国家也非常重要。
要重视中国出版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输出。以前,我们更多地把目光眺向西方,但其实,由于文化上的相似性,中国出版走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相对而言更容易,更具操作性,也更有战略意义。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机构很愿意购买我们的一些图书的版权,不过,他们往往把价钱压得很低,有时一本书的版权他们才付500美元甚至更少,对于出版社而言,以生意论,这么低的价位,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因此做起来积极性不高。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出版走向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宣传中国文化,向他们讲中国故事,战略意义却很重大。因而,为了鼓励出版社多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版权,建议国家拨出专项资金,奖励多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版权的出版机构。(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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