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哪儿给钱多去哪 逢中必反遭唾弃

纽约法拉盛街角的一幢小型商厦，一家“民运”组织的标牌藏在一堆商业广告牌里。

　　“他们现在在哪儿？”去年年中，有美国媒体联系采访数名“民运”人士，一一介绍他们的背景和现状，或许是这些人远离聚光灯太久，以至于该报道也用这样的疑问做标题。“20年前，中国民运分子在德国等欧洲城市，可谓呼风唤雨，许多人就像‘明星’”，一名前“民运”组织负责人对记者说，如今“民运”人士早已风光不再。“衰弱期”“被遗忘”“为了钱而投靠台湾”是对他们的新描述。据记者调查了解，在中国跨越式大发展和外交空间不断拓宽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在被称为“欧洲民运大本营”的德国，还是“海外民运大本营”的美国，“民运分子”的影响力已基本谈不上，他们的“政治热情”实际已被生存焦虑吞没，在当地主流媒体以及华文媒体上甚至已经鲜见其踪迹。仅有的一点消息也与他们的内斗有关，或者是他们“逢中必反”的表演。他们当年背叛了祖国，后来又被海外周围社会抛弃了第二次。他们为当年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哪儿给钱多去哪儿

　　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一段时间里，法国曾是中国“民运分子”的聚集地。随后，许多人从法国去了美国，据说主要原因是美国给的钱多。从之后“民运”的演变看，其内部斗争多是围绕权力与财政进行追逐：因为欧美各国基金会或各种官方、半官方机构对“民运”的经济支持，是按其组织规模、掌权人物来定多少的。

　　据记者了解，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民运分子”在欧洲的影响力越跌越惨，获得相应经济、政治支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在法国的“民运分子”开始选择与“藏独”“疆独”勾结，以获得出镜率。

　　就个人而言，“民运分子”渐渐难以获得欧洲国家当局经济支持，常常只能得些普通政治难民经济补贴。以在法国定居的任畹町为例，他年岁已大，属于退休状态，但由于没在法国工作过，因此拿不到退休工资。现在每月法国给予他一般政治难民的生活补贴，月补贴不到1000欧元(法国最低工资标准为1200欧元)，为衣食住行等开支，这点钱很紧张。

　　当然，如果自己努力去赚钱，还是有可能改善生活状况的。像严家其这类研究型异见人士，法国会给予一个社科研究机构的岗位，给一份工资。也正因为经济压力，一些“民运分子”逐渐淡化自己的政治色彩，开始与大陆做起生意。如有些人在做了一段时间政治难民后，加入法籍，相当于洗白了自己，然后凭新身份回国或在法国与中国做生意。

　　更明显的是，“民运”组织在法国等西欧主流媒体上的声音越来越小。现在，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种专门对华广播并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媒体外，很少看见或听到主流媒体报道他们的活动或言论。在华文媒体方面，随着过去对中国大陆有明显敌视倾向的《欧洲日报》停刊，除一份法轮功背景的免费报纸外，几乎见不到什么报刊还发表“民运分子”观点。

　　“民运分子”的生活圈子也在缩小。西欧的华人、华侨主流圈子是亲中国大陆的，法国的几十个重要华人社团，几乎没有一个接纳、接受“民运分子”。据说在一些事关华人、华侨利益的问题上，“民运”组织曾经与一些重要的华人社团商量，希望一起向法国当局提诉求，但遭到这些社团一致拒绝。一名社团负责人对记者说，绝对不和这些人掺和，因为这会危害到华人社团的根本利益。

　　“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有鬼的”

　　在被称为“欧洲民运大本营”的德国，像“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论坛”等“民运”组织，都设有总部或分部。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仍不断在谋求营造影响力。

　　一名前“民运”组织负责人对记者说， 20年前，“民运”人士在德国大受欢迎，所到之处受到媒体、政客和人权组织簇拥。那时，“民运”人士多达数千人，一个中等规模的“民运”组织一年预算有150万美元，一个大型活动参与人数可以达到数千。但没几年，“民运”就进入分裂期，争权夺利，互相背后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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