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站在高考改革的十字路口（图）【3】

　　这是1999年7月7日，上海市徐汇中学考点的三位女生在临考前抓紧时间看书。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数量。 新华社发

　　1994年，高考科目从7科减到5科，但学生应试训练的强度仍未见降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说，哪怕只考一科，学校也会让学生训练到极限。就好比科举考试，只考作文，还是让无数考生累得吐血。

　　2001年，北京考题难度略有下降，而清华录取线从前一年的600分升到625分。难度低了，考试分数就“水涨船高”，为了竞争，学生们仍然丝毫不敢松懈。

　　尽管把高考时间从7月提前到6月等人性化举措受到普遍称赞，但日前新浪网组织的一次高考专题调查显示，多数人认为，30年来，高考对学生的压力有增无减，原因是他们除了高考没有别的出路。

　　刘海峰分析，高考的压力其实不在考试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在传统的人事、用工制度和人才观念下，青年人成才途径单一，才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高考竞争实质是社会竞争的缩影，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单纯依靠高考改革来减轻学生负担难见实效。

　　焦点二：“一把尺子量天下”，怎样展现人才个性？

　　1977年参加高考的孟昭春，如今已是国内职业教育领域最有名的管理学专家之一。他说，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但是他却让女儿不要太看重高考。

　　女儿高中英语成绩突出而其他科目一般，孟昭春对她说：“当前的高考用一张考卷评判所有人才，这显然不科学。你能否成才，关键看你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在于高考成绩。”

　　“一把尺子量天下”是高考制度遭受的又一批评。孟昭春认为，人们总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单一尺度的高考却造成了更深层的不公平：一是不同学生有不同的专长、兴趣和职业倾向，这些被高考压抑了。二是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学生基础各异，作文考“面向大海”还是“背靠大山”对上海和重庆学生影响不同，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和农村孩子影响也不一样。

　　1999年，教育部开始在部分省市试行“3+X”科目考试方案，这是30年来力度最大的高考改革动作之一。“3”指的是语、数、外；“X”是指从理、化、生、政、历、地等科目中自由选组或综合。广东省率先试水，到2003年，各地普遍推开，衍生出了多种形式。

　　数年来，对于此项改革的评价不一。去年，国家统计局在京、津等十省市进行的一次专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3+X”体现了“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现代教育理念，但仍有约三成学生表示不赞成这种方案，认为它加重了偏科倾向和课业负担，没有完全实现改革初衷。

　　为体现区域特色，2000年，上海率先打破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实行自主命题。去年，高考考场上已有15个版本的试卷。这项旨在促进区域考试公平的改革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同。

　　纵观上千年的中国考试史，“统一”和“个性”一直是个两难选择，但既然人才需求是多样化的，就不能用单一标准来评价。总体看，这方面的改革正在逐步走向完善，专家们从各种角度提出了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主张，所有科目分为不同的难度等级，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同学科专业，可选择不同难度的试卷，以进一步分解高考的结构性竞争。

　　焦点三：改变应试教育，纠正“高分低能”弊端

　　2005年，因面试不过关，11名内地高考“状元”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港大称，只求读书来港，完全不打算参与课外活动的“书呆子”，就不会被录取。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所有高考“状元”都是“书呆子”，但应试教育造成大批学生“高分低能”却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高考偏重知识记忆，忽视学生实际能力的考察，结果造就了一批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考试机器”。

　　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类似呼声就已出现，教育主管部门也一直努力在高考中加大能力测试的比重。如语文、政治等科目，本世纪初，试卷中课本知识的比重还占到一半以上，如今在一些地方已降至２０％，其余内容则是能力考察。

　　什么是能力？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说，现在世界上公认有几大方面的能力：观察能力、适应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特别是与人合作的能力。

　　山东省2007年的高考改革新方案中增加了基本能力考试，它测试的是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应具备的最基本知识、能力素质，如观察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欣赏表达感受等能力。

　　北京语言大学汉考中心副主任谢小庆认为，与知识考试相比，能力考试不容易受到强化辅导的影响，几乎是无法准备的，对记忆力要求较低，更关注受测者的发展潜力。但要改变长期积累而成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做支撑。

　　2006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尝试通过“考试＋面试”的方式自主选录学生，高校招生第一次与高考分数脱节，矛头直指“应试教育”，被称为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举”。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说，尽管面试招生的公正性、主观性以及成本依然遭受质疑，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但是把学生从课本知识中解放出来、让拥有较强综合素质的考生脱颖而出，已是大势所趋。

　　焦点四：“废除高考”是否可行？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建议“废除高考”，建议用高中会考等方式测试学生“学术潜力”，同时大幅提高社会服务、学校社团记录、教师评价等因素在学生考核中的比重。去年则有专家提出“由中学老师推荐学生上大学”，全国统一考试分数不公开，只用来证明老师没有说谎。这些观点都引起了激烈争论。

　　事实上，偏重用考试方式选拔人才的局限性早已显现，相关的改革探索也一直在进行。1984年，我国开始进行保送生试点。通过推荐、选拔和考察部分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秀的学生，免予参加文化课考试，弥补统一招考的不足。上世纪90年代初，保送生计划人数曾一度扩大。

　　但问题随即显现。为了提高上名牌大学的升学率，中学对保送生普遍“推良不推优”，还出现了申报材料作假、干部和教师子女保送比例过高等不良现象。1999年，教育部规定，所有保送生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2001年，每年约2万人的保送生规模被压缩至5000人，同时保送的“软条件”都变成了“硬指标”。

　　还有高校自主招生改革。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扩大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去年增加到53所。这项改革使高校有了更多自主权，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拓展了空间。但出于公正性的考虑，自主招生比例一直受到严格控制，仅为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的5％。

　　“废除高考”论者参考了国外经验，如美国高校招生，就十分重视中学老师或其他权威人士就学生社会实践、实际工作能力、品德、特长写出的推荐意见。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多数专家反对照搬国外经验。孟昭春说：“在我国社会诚信机制尚不健全的今天，实行推荐制一定会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

　　目前，在中国还找不到一套比高考更加公平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新浪网的高考专题调查显示，“支持改革，不能废除”的意见占到86.14％，而“支持废除”的只有9％。

　　30年来的实践证明，高考改革不是单纯的教育改革，它受到社会发展水平、教育发展均衡程度、诚信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制约，牵一发而动全身。刘海峰以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来比喻高考改革：如果相关配套措施和管理手段跟不上，操之过急，不仅会在实施中走样，还有把“小鲜”翻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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