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国际“天网”，击碎外逃贪官美梦【2】

劝返仍是追逃主要方式，劝返成功往往具有示范效应

今年以来，公安部的“猎狐行动”收获颇丰，可认真观察所得“猎物”，似乎真正意义上的外逃贪官并不多，更多的是企业主。黄风介绍，目前外逃的经济犯罪、腐败犯罪嫌疑人，其主体大致分五类：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国有公司管理人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或经营人员；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或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猎狐行动”的目标主要是后三类人，特别是以后两类人为主。而大家普遍关注的外逃贪官，事实上是前两类人，并不在“猎狐行动”的目标范围内。

黄风表示，对于前两类人，一般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通常逃往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的国家寻求保护，甚至动用法律救济手段来对抗遣返；二是与后三类人的仓皇出逃不同，这两类人外逃前往往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通常已大量转移资产到国外，有的案发前就已逃出国或者一案发就立即失踪；三是通常已办理移民手续，有的全家都办理了移民，仅自己留在国内，是“裸官”。“目前我国引渡司法实践呈现出一些特点：暴力型普通犯罪分子容易引渡，经济犯罪分子相对困难；外逃周边国家的犯罪分子容易引渡，逃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难引渡。”黄风介绍，对于前两类人，通过正式的引渡很难追逃成功，他们更容易接受的是“劝返”的方式，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国内一般都养尊处优、地位较高，一旦外逃发现在国外的日子没有想象中的舒适自在，就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这时我国追逃人员往往能够将其劝返。

黄风告诉记者，劝返一旦成功往往具有示范效应。他举例，2009年，首例加拿大遣返中国经济嫌犯邓心志，因“具有自愿接受遣返及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自首情节”，被北京市高院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而在被从加拿大遣返时，邓心志曾以为自己会被判死刑。“正是因为审判机关认定了他的自首情节，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加拿大当地引起了连锁反应。此后不久，崔自力、李东哲、高山等一批外逃人员都自愿接受遣返回到国内接受审判。”黄风说。

越往后啃的“骨头”越硬，各部门应协同作战、形成合力

日前，有媒体报道，外逃多年的浙江省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引渡遣返程序已启动，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成为中澳开展没收贪污官员财产行动的首要目标。对此，黄风强调，对追逃追赃来说，每一起案件都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能套用某一固定程式，而应逐个案件具体分析解决。

“越往后啃的骨头越硬，对于那种多年没有引渡遣返成功的外逃贪官，难度会越来越大。”黄风说，因为有的人居住外国多年，甚至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权，受所在国家的国民待遇和外交保护，一旦中国要求引渡遣返，将遇到重重困难。此外，有的外逃贪官利用自己的身份拿“政治迫害”做文章，寻求所谓的政治庇护，博得所在国政府的同情。

黄风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力推进依法治国，为中国加大反腐败国际合作力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认为，下一步，要把追逃追赃工作落到实处，首先是应当加快与更多西方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的速度。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贪官喜爱藏匿的国家和地区，应加速缔约。其次，有关部门应当认真研究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在引渡条约缔结前寻求遣返、异地追诉、劝返等其他追逃形式，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加强自身的国际合作能力建设，增进对有关反腐败国际规则的了解和运用。

反腐败国际合作光靠一两个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各部门要形成合力，协同作战。事实上，按照中央要求，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已经设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具体工作由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办公室成员由与追逃追赃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今年以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下，有关部门先后成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内部协调机制，组织开展了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形成了追逃追赃工作的整体合力。黄风认为，只有综合发挥多部门的作用，才能切实与相关国家开展有效合作，早日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外逃贪官和外流资产及时追回国内。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