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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后日军占台湾死伤3万 2倍于甲午战争【2】

2014年02月11日13:29|来源：中国新闻网|字号：

　　紫禁城里，王公大臣们也因“割台”与“反割台”而争执着，反对割台的声音不绝于耳。从4月中旬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两江总督张之洞等晚清名臣皆在此列，他们还提出了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等等对策。

　　但是，清朝统治者这时已被甲午战争的惨败吓破了胆，虽然也有犹豫，最终还是屈膝求和。

　　在清政府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做好移交台湾准备的电报中，道出了满清统治者牺牲台湾的理由：“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5月3日，在恭亲王奕䜣的劝说下，光绪皇帝为《马关条约》的正式文本盖上了玉玺。5月8日，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代表在烟台互换和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台湾被满清统治者当成换取苟安的筹码，割让给了日本。接下来，似乎就只剩交割的程序了。

　　谁去履行这道会被世人唾骂的程序呢？清廷一致推荐李鸿章。

　　李鸿章虽称“晚清第一重臣”，但在当时的清廷官场上，他树敌颇多，甲午一战，又折光了老本，正是落魄失意之时。举荐李鸿章去交割台湾的，或是落井下石，或是出于义愤，将《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归咎于李鸿章，既然是他签的条约，干脆就让他“恶人做到底”。这些奏章的言语中充满了冷嘲热讽：“该大臣等既能定割地请和之策，自必具用夷变夏之才。”“该大臣既已约之于先，谅必能善之于后，且能与倭人议事者，除该大臣外别无一人。”

　　李鸿章推脱自己年事已高，而且在马关议和期间曾被日本浪人刺伤，没有接受这个使命，转而建议由台湾巡抚唐景崧办理交割事宜。清政府以唐景崧是地方官、无权交割为由，改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

　　李鸿章的外交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曾在著作中回忆：“这个任命使总督（李鸿章）大为不快与惊恐，因为这显示了北京方面有意把所有关于条约的非难和责任，包括实际移交割地的最讨厌的职务，都放在他和他的家庭肩上……他完全崩溃了。”

　　李经方原本是李鸿章的侄子，因为李鸿章年届四十膝下无子，就过继为嗣。后来李鸿章有了儿子，但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极为器重。

　　李经方曾任出使日本、英国大臣，一直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马关谈判期间是主要谈判代表，由他做割台专使也算合理。李鸿章没办法，只能将谕旨转电在上海治病的儿子，称“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

　　可是李经方也知道其中利害，他也不愿去。于是，李鸿章办了一件在当时算得上“大逆不道”的事，他给总理衙门发电报，说李经方“素未到台，情形不悉”，而且“牵发旧疾，怔忡日剧，神志不清”，所以“李经方实不胜任，请旨收回成命。”

　　这下把光绪皇帝惹恼了，发圣旨把李鸿章严厉斥责了一顿，而且严词要求“毋得畏难辞避，倘因迁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李经方别无选择，只能接了这个注定千夫所指的差事。5月30日，他带着几位协理官员和40名卫兵，从上海出发去交割台湾。

　　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这时已经在炮口指向台湾岛的军舰上等候多日了。

　　停战“停北不停南”

　　李经方的台湾交割之行，创造了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怪象：他们代表满清政府，却搭乘德国商船，悬挂德国旗号，半途有日本军舰护航。他们去交割台湾，却没有踏上台湾本岛半步，而是将《交接台湾文据》拱手送上了日本军舰。

　　连桦山资纪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疑惑，他曾问李经方，为何既到台湾却又不上岸？李经方回答说：“台湾岛民心情激昂，已不听政府命令，且误认台湾割让乃吾父子谈判不力所致，殊恨吾一家，小官登台必立遭斩杀。”

　　这段对话并非正式史料记载，但文中李经方的担心倒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