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张京川回到昆明，双手合十感谢媒体。 周明佳摄

跑，一定要跑！

“我被绑时就准备要逃跑，他们在捆我时，我已经做了手脚，确保我能很快挣脱。”有着多年登山经验和曾经在武警部队服役的张京川，对捆绑的技巧很熟悉。

枪声猝然响起，同伴儿在弹雨中纷纷倒地，袭击者扣动扳机干脆利落，登山者的生命和求生的欲望在一声声凄厉的哀号中被一同埋葬。身旁的杨春风也倒下了，当枪声再次响起，周围的声音都被湮没了，张京川本能地低下头将身体蜷缩起来，“我感觉子弹从我耳边飞过。”但事后发现，子弹擦过了他的头皮，并留下了长达5厘米的伤口。

张京川捡回了一条命。

躲过这发射向他头部的子弹后，张京川用尽全力“啪”地挣脱了绳索，蓦地起身打倒了身旁的一名袭击者，赤着脚向更浓的夜色中拼命奔去。他选择“之”字形路线连跑带侧翻地向上风口狂奔，“他们的枪挂在脖子上，只利于扫射，不利于瞄准。”虽然中弹的概率也不小，但当身后的枪响和脚步声交错渐近时，奔跑了约有30米的张京川冲到了悬崖边，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我不知道悬崖有多高，但我宁愿摔死。”

或许是上天庇佑，张京川落在一个四五十米长的斜坡上，他连滚带爬地躲到了一块“冰山”后面，隐约看到几名袭击者追到山崖边四下眺望。直到袭击者悻悻地转身离去，他才松了一口气，“我可能暂时安全了。”

这时，一阵刺骨的寒意从脚底传来，光着脚站在冰面上，单薄的衣裤已在摔滚中被碎石划破，张京川意识到，如果得不到救援，他活不了多久。于是，他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爬回营地。

我匍匐过去，不敢有丝毫动静

“冷不是最重要的，我就想拿电话求救。”雪山的壮阔让张京川感到危险的同时，也赋予了他勇气。“那座山太大了，如果我待的时间太长，就根本没法存活。我要让外界找到我。”平静了大概40分钟后，“我决定用20分钟回去取电话。”

光脚踩着冰得刺骨的碎石爬上山崖，张京川在浓重的夜色中窥探着营地的情况：营地里还有微弱的光，同伴儿倒下的地方似乎还有白天共处时欢快的余温。而在营地的另一端，刽子手们聚集在一起，还没有离开。

“我几乎是匍匐过去的，不敢弄出一点动静。”钻进自己的帐篷里，张京川极轻、极慢地套上高山靴，带着一把冰镐，向5米外杨春风的帐篷爬去，“我在他帐篷里用手轻轻地摸索，还好，卫星电话个儿很大，容易辨认。”杨春风和饶剑峰的遗体就在不远处，张京川曾一度爬到他们附近，期待听到他们的喘息，但夜风中，只有张京川细微得仅自己能听见的呼吸。

“在高处相对安全，上面有我们的人。”拿到电话，张京川选择向山上逃跑，相对袭击者，他有更多的高山生存经验，“他们没有高山靴，不能在冰面自由动作。”张京川找到一个临时安身处，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35分(北京时间凌晨4点35分)和4点51分(北京时间上午7点51分)两次拨通了给朋友的求救电话，“其他人怕是不行了，赶紧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请求直升机救援”。

“第一通电话他只让朋友赶快报警，大家都不清楚他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春城晚报》首席记者杨杰因与张京川同登珠峰而结下了深厚友谊，得知张京川“出事”后，他马上赶到张京川的家中，“我们得到消息，第二通电话里，他的情绪平复了很多，简单叙述了事件经过。但没亲耳听见他的声音，大家的心仍在悬着。”

“这时不能往家里打电话，那对他们的伤害太大了。”对张京川等很多登山家而言，交代自己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只能对朋友启齿。“这个电话除了呼救，我还希望尽可能别让袭击者跑掉，毕竟，到我们这里要走十七八个小时，他们跑出去也需要时间，我要争取时间。”朋友的遇难让“报仇”的愤懑几度充斥他整个内心，但“冰镐敌不过冲锋枪”，张京川只能在雪山深处静静地熬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伴随着遗憾、痛心、不甘和庆幸的复杂心理，张京川的这一夜长如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