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的档案馆，可以找到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的历史资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官员与《环球时报》畅谈

　　【环球时报赴瑞士特派记者 张 杰 俞自芬】“你准备捐多少钱？”在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简称ICRC)总部，有人一见到《环球时报》记者就这样风趣地发问。今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150周年。150年来，ICRC发起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工作网络。什么是“人道”、什么是“慈善”，这样的组织又该如何接受外界的监督？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业人士那里，《环球时报》记者听到很清晰的解读，尽管很多内容是围绕着ICRC自己来说的，但对处于“困境”的中国红十字会，很多观点都极具借鉴和参考价值。已在ICRC工作40多年的大会委员弗朗索瓦·比尼翁说：“应用理想指明方向，用行动面对质疑。”外部资源主管克里斯托夫·哈尔尼什说：“人道不是慈善，这是一件非常复杂、专业化的事情，不会比运营公司简单。”刚访问过中国的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行动部主任阿兰·埃施利曼认为，“公信力的重建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红会改革只能自己去摸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千古功过任人评说”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管理员法布里乔·本斯专门为《环球时报》记者准备了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档案，其中有庆亲王等清朝官员关于清政府成立红十字会的照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会会长向ICRC高层发出的访华邀请信，甚至还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的剪报——《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先生》——ICRC时任主席应邀参加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活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立后，它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表现赢得世界信任——对双方战俘进行救助，这比20世纪20年代《日内瓦公约》提出的相关理念超前半个世纪。不过，本斯也表示：“委员会也有错误的地方，比如二战中没能尽可能地保护犹太人和苏俄战俘，虽然有种种理由，时任主席也引咎辞职，但这永远是我们的一道疤痕，我们必须直视。”据本斯介绍，ICRC对自己的档案和历史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任何人都可以参阅，也可以对ICRC的任何行动提出看法和批评，我们不会做任何干涉，我们能做的，就是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许ICRC可以撰写官方的回忆录，但回忆录永远不是历史。”本斯的这番话，颇有些千古功过任人评说的意思。

　　年近七旬的弗朗索瓦·比尼翁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成员之一，大会是ICRC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对该组织所有活动进行监督，决定其政策、整体目标和组织战略，批准预算案和通过决算案。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也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比尼翁1970年就投入到ICRC的工作中，比尼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么多年他感受到了使命与关爱，是ICRC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理想指明着前进的方向。经历过一次次国际援助的比尼翁说，当今世界，整体局势虽大体稳定，但小冲突不断，而且牵涉的势力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ICRC救助的成本越来越高，危险系数也越来越高。前几年，曾有一名ICRC员工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遭绑架，并惨遭杀害，这对ICRC震动很大。

　　正如比尼翁所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委员会深信不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会面对外界的各种质疑。对此，以比尼翁为代表的ICRC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正无私的，也并非所有人都是热爱和平的。因此，我们只能用行动来说服人们，而不是试图通过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