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百年来,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巨头的一颦一笑无不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其影响力之大颇有“呼风唤雨”之势。于是,在不少“阴谋论”者眼里,信用评级成了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利器,是炸毁他国的致命武器。 |
“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走向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穆迪管理层的一位经理也曾承认:“我们把灵魂卖给了魔鬼来换取金钱。”
事实上,从现在的评级模式来看,“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来换取金钱”似乎是必然。一家公司或一国政府要在市场上融资,首先要请评级机构评级。评级机构的费用由该公司或该国政府支付。这就是现在普遍实行的发行人委托评级(即投资人付费)模式。也就是说,我要你给我办事,费用由我支付,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话,费用就恐怕不好到手,甚至我可以找按我的要求办事的人去做这件事。此时,评级事实上就变成了一桩“生意”。可见,不改革现有的发行人付费评级模式,信用评级公平、公正、客观的初衷恐难实现。
到底怎样才能使国际信用评级回归其本来面目,真正起到促进市场公开透明、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效果呢?邱仰林的看法是,要想根本改变当前国际评级市场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秩序,必须“两手抓”:一手是各大经济体加紧培育各自有市场公信力的评级机构,力争打破三巨头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另一手就是改变评级的“游戏规则”,特别是被评级对象直接向评级机构付费的经营模式,实行事后追责制度。
提到中国的信用评级业,邱仰林更是用“奇怪”这个词来形容。他给出的理由是:“多头监管”是造成国内信用评级业变得“奇怪”和存在巨大隐患主因之一。甚至信用评级机构的警示风险如今也正在变味,国内不少信用评级机构根本不是去警示风险,而是通过评级报告抹杀风险。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能顺利从银行贷到资金,只能要求一些中小评级机构出示一份高级别评级报告;拿到钱的地方政府转而投资,至于能不能还、什么时候还,地方政府根本不管。且不说国内相关部门组织的行业信用评价,存在“以价定级”或“以级定价”等级别竞争现象,连商业化的信用评级公司也不能免俗,时常爆出高评级企业刚被评级就出现重大财务危机甚至被平盘的丑闻,严重影响了国内信用评级行业的公信力和投资人的认同度。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由于中国没有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评级话语权,三巨头利用垄断地位恶意评级中国企业,致使中国企业在国际评级中多次吃亏,而国际金融巨头从低价购进高价卖出中大赚特赚。例如,早在2003年,在中国13家商业银行谋求海外上市之际,其信用级别均被评为“垃圾等级”,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农业银行在海外上市前需引进战略投资者之际,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却“热炒”所谓中国国有大银行的债务和坏账,把三家银行信用评级压得极低。结果,包括花旗在内的一些国际金融巨头以低价购进中国的银行股份,又从中大捞一笔。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三大评级巨头一直在控制着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建立有话语权的本土评级机构已愈发显得刻不容缓,而环境缺失将导致“路漫漫”,取得本土的长期声誉资本是当下不二的选择。而这其中,一个无法绕开或首先必须解决核心问题,就是“何以终止或改变国内种种信用评级乱象”。如果不能理顺评级机构工作模式,对其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管,使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重构信用评级,那么信用评级注定只能是一场“危险游戏”。邱仰林开出的药方是:在游泳中学游泳,“可考虑由某一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评级行业监管规则,通过多种方式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统筹协调,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在统一的评级行业监管规则下根据各自负责的金融市场监管要求对信用评级机构日常生活进行有效监督。”
这当然会是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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