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务实的态度与坚定的原则
邓小平善用朴素的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这种机智通俗的说法让人很难反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减弱了意识形态的严肃感,意味着干实事更重要。
傅高义认为,实事求是可能是邓小平的基本哲学。
的确,邓小平无数次将人们从意识形态的争论拉回到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现实问题上来,他的手段是灵活的。他使用“管理”这个中性词提倡学习西方,既能引进比技术更多的东西,又能减少保守力量的抵制;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他给出的理由是需要给返城青年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
像桥牌中注重“时机”(timing)一样,在诸如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建立经济特区等重大问题上,在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前,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用成功的试验来争取多数高级干部的赞成,至少是接受。
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他坚定的原则——他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全面向外部世界开放;他坚信只有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强盛;加快发展经济,党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傅高义以他的独立研究证实: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果的关键。
3个人风格与魅力:机智、直率、精力旺盛
当美国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以换取最惠国待遇时,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回答:“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1000万?1500万?”
为调整过热的经济,与日本签订的很多协议需要撤消,邓小平没有谦恭地道歉,而是直率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困难局面。
内在的自信,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和外国人打交道时,视他们为解决问题的伙伴。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任,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拥有政治家必备的禀赋:丰富的经验、杰出的判断力、战略规划能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泽东认为他是领导层中最有前途的官员。”
他被称为“钢铁公司”:选择领导人时,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而看是否最称职。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友谊,他们只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他从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去过,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捧读至此,不禁想到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拍摄的纪录片曾令中国人瞠目结舌——工厂、交通和通讯,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具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而今天,这一切在中国已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