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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山由纪夫:日中两国外交失败就意味着战争【2】

2013年03月01日09:16    来源:海外网    蒋丰    字号:
摘要:当今,在日本政界要人里面,敢于公开站出来承认日中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议的,恐怕惟有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个人。他因此被安倍晋三政权的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蔑称为“国贼”。但是,他义无返国,坚持自己的信念。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接受本网特约《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专访

蒋丰:您担任民主党政权第一任首相,不到一年就辞职了。这不仅是一个“短命首相”,也预示民主党将成为一个“短命政权”。有一种观点认为,您的辞职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或者说背后有一只美国的黑手在运作。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鸠山由纪夫:首先,还是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够的原因吧。当然,根据日本评论家、原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孙崎享先生的分析,我在任期间提出的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以及要求美军在冲绳普天间基地最少能迁移到县外,这两个问题让美国政府对鸠山政权非常担心。尽管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有这种危机感,但是那些重视《日美安保条约》的人左右着美国的外交。在他们看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正在走一条危险的道路。坦率地说,掌握政权实际运作的日本官僚们也在事先察觉到美国的意向,他们也认为没有必要按鸠山说的方向走下去,不能够得罪美国。这些推测美国意向的日本官僚们,对我想推行的外交政策采取抵抗的态度,这也是一种实情。

蒋丰:您是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也是民主党政权的第一任首相。那么,对于您的后继者,也就是民主党政权的第二任首相菅直人、第三人首相野田佳彦的外交政策,您如何评价?

鸠山由纪夫:我前面讲过了,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败北,是民主党菅直人政权调整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辞职的时候,菅直人希望我告诉他今后怎样处理对外关系,我还在纸条上写下了“日中关系”、“日韩关系”、“日美关系”,告诉他只要把这三对关系搞好了,日本的外交就会搞好。我希望他能够继续推助我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建设,并说我可以全力以赴地支持他。当时,菅直人说“明白了”。我也注意到,菅直人首相曾经有很强的意愿继续执行我的外交路线,但是,民主党内部的不同看法、来自自民党的压力以及日本外务省的运作,让周边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把我这个“短命政权”当作反面教材,逼着他调整外交政策。结果,后来的菅直人政权和野田佳彦政权就都返回到和自民党时期没有变化的外交政策上来了。

蒋丰:我了解到,鸠山家族代代都与中国有很深的缘分,您本人在中国也非常有名,也愿意从事推助中日友好的事业。这与鸠山家族的中国缘份有关联吗?

鸠山由纪夫:我的祖父鸠山一郎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战后,世界很快进入冷战状态,无法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但是,鸠山一郎在第一次组阁期间,就通过他自己的亲信石桥湛山的努力,达成了日中之间发展民间贸易的协议,为战后日中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石桥湛山等奠定的这种低调“以民为主,以官为辅”的外交基调,影响日本政坛达数十年之久,还被称作“小日本主义”。

我的祖父鸠山一郎还提倡“友爱”,创立了以培育青年为目的的“友爱青年同志会”。现在,这个会更名为“日本友爱协会”。许多中国年轻人通过协会的邀请来到日本,在日本的企业里研修几个月,然后再回到中国,将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和技术运用到各个领域中去。除此之外,这个协会每年还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两次植树活动,通过“环境问题”与“职业训练”这两大领域,加深与中国的“友爱”。今年,我准备到厦门的植树现场参加活动。

蒋丰:您作为日本政要,曾与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有过见面的机会。您对他有什么印象?

鸠山由纪夫:是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和习近平会见过四次。我觉得他是一位很稳重的人,是一位非常适合治理中国的领导人。把中国交给这样的领导人,应该是让人放心的。我注意到他是那种不喜欢展示羽毛而低调的人,每次的交谈都很实在,不会横冲直撞地与人交往,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领导人。他好像不太喜欢喝酒,这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我与中国新的领导人李克强也曾见面过。看得出来,他也是一个头脑很冷静的人。我对他们两个人执政中国充满期待。

蒋丰: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今后10年的中日关系对未来两国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您认为中日关系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前进?

鸠山由纪夫:如果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那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这种“一触即发”的状态也将持续下去。如果哪一方做出挑衅行为,或准备接受对方的挑衅行为,事态就会从“外交的失败”转向“战争”。我记得日本外交官、前日本外务省国际条约局局长东乡和彦说过一句话,叫做“外交的失败就会导致战争”。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并为不出现这种局面而努力。但是,现在的日本年轻外交官们没有这种危机意识,他们倒是常有一种安心感,认为事情没那么糟。我曾对这种现状表示了担心。

现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从“搁置”的架子上拿了下来,变成了“争议”的问题,这就是外交上的一大失败。正因如此,我才认为这件事情必须尽快解决,我也愿意为此事做出努力。

展望今后5年、10年、20年的日中关系,我要建立一个研究所,首先从安保入手,然后在环境、教育、文化、能源等方面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东亚共同体”这一构想。我相信,日中双方如果在各个领域能够构筑起信赖关系,就算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基础层面的信赖也会存在。我衷心期盼日、中、韩三个邻国建立最大限度的协作关系,这样对东亚地区安全、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会带来好的影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作者蒋丰系《日本新华侨报》的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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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冯慧、刘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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